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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危机

Mon, 13 Oct 2008 02:04:47 GMT

人渣们.

绝对精辟 10分钟让你全面了解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图）
　　2008年10月12日字体大小： Decrease font Enlarge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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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 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Sun, 05 Oct 2008 03:24:13 GMT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by 李昌平

　　我黨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黨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黨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 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黨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 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國“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國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國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諧、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國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國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國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 -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國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國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國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國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國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國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國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國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國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國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國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國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國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國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國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作者:李昌平

内需和外资是一组矛盾?

Sun, 05 Oct 2008 03:16:44 GMT

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

Thu, 02 Oct 2008 16:03:06 GMT

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

by 马渝生

　　人们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常常把婚姻想象成爱情的归宿。但在生活中更多的是婚姻与爱情纠缠不清的矛盾。在私有制的道德法庭上，婚姻又常常能把爱情告上被告席。为什么？

　　剖析历史，在爱情存在的整个人类历史范畴，其中审美观之类的外延观点随着外部物质世界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中，但对异性“利他”的这种内核品性是永远不变的：爱情是受人文思想引领、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婚姻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作为私有制的基石，在其上树建着私有制大厦，惯用的是私有制社会的物质力量，通行的是私有制范畴的道德观念……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者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但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階級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政治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

　　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变异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异化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人性的回归吗？

　　一、与人性错位的私有制社会人口繁衍

　　恩格斯在分析古代部落的家庭时认为：“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產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注1)因为在古代部落社会，受自然选择原则的启示，最后淘汰了姊妹和兄弟之间的血缘婚后，由于夫与妻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这样的结合参与原始公社制内部的直接分配中，繁衍后代带来的负担，母亲对孩子的抚育也成了公共事务，因此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婚姻与家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考证成果分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 （注2）

　　所以在当时，“婚姻的关键既不在于经济方面的交换，也不在于保证生出子嗣来使家庭绵延下去。选择配偶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集团之间的事情。 ”所以，现代意义的婚姻不可能存在于原始共產制社会。而当时的二性关系还没有与财产私有制“联姻”，也就没有在这种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

　　对几百万年为人类种族生存所遗传下来的基因，像为繁衍下一下代的母爱、性爱，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下了“为他”服务的优良人性。而私有制社会诞生的几千年间，对人类的生存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瞬间，但确是走向灭绝原有人性为代价。它用人生价值的功利性代替了人类历史上的人性。

　　以婚姻为内核组成的家庭是私有制国家体系的组织单元，婚姻对私有制社会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金属工具与活的工具(奴隶)的应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分工，商品生产、贸易的发展和商人、货币的出现，原来为保卫或扩展疆土而战的战争演变成为掠夺财富和奴隶而战的战争，各部落融合杂居使原来的氏族管理已成为不可能，国家——这公共权力设立后日益驾凌于社会之上，同社会脱离的机构，其制度完全不同于氏族制度，因为氏族制度“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而国家内部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和穷人、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为维持这种公共权力，有脱离社会、完全为服务战争的军队，产生了以前部落社会的家庭 (当然这种大家庭与后来以夫妻俩为核心组成的家庭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承担过的义务——赋税。也是提供兵役、徭役人员的来源。家庭成了它赖以支撑的经济单位，因此，这一单位越细化越精干对国家越有利。它的二种生产活动 (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受国家利益的支配与左右了实，在国家的荣誉和明确的私有制利益的双重诱惑下，也发挥了新式家庭的积极性。当然，这样的国家也就是为私有制剥削階級统治服务的管理机构。

　　男女的性爱，母子。以两种生产综合考虑的结合体为内核，这就产生了有利于私有制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新形式的家庭。这种因势利导中的婚姻，以繁衍发展国家人口为重任中赐于了国家公民的荣誉，同时也换取它对国家义务的落女的母爱都是无私的，或者说是“利他”的，是人类数百万年来繁衍后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选择结果。即使动物，如韦斯特马克所指出的：“它们是被一种本能所驱动才这样做的，这种本能来源于自然选择过程，因为它们有保护其后代从而延续其种属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雄性必须与雌性和幼儿同居，并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照顾的这一事实上。（注3）”这就是母爱及雄性对雌性的性爱，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没有母爱与性爱的体贴照顾就削弱存活下来的机会，所以自然选择让母爱与性爱强烈的人种繁衍下来。在生育自然人这一点上，父母无疑有发挥人类本能的天职。但在社会里，自然人是不能融入的，必须要抚育培养成社会化的人：学会语言文字，继承前人间接的生产经验、气候知识，懂得社会秩序和社会交往，在实践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搏斗技能，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责等等，就是说要培养后代具备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无疑是社会的责任。下一代人只能为社会服务，服兵役、徭役，为疆土而战，利用政治权力让下层劳动者出资(劳力资源)，给上层统治者受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使私有制离开人性发展，走进为少数人财富积累的罪恶渊薮。老人如果需要社会赡养，也只是供给延续生命的消费，与下一代除需要培育生命外，还需要培养社会生存能力的消费不同。这种后代消费只能由社会承担。

　　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特别在自然经济初级阶段，它有能力组织社会物质生产，但它不可能组织社会化的自身生产及抚育工作。他只能用婚姻这一法规或其文化情感、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等私有制经济的派生观念，把培养有社会化后代的义务加在家庭身上，加在结婚者身上。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认为“自从《圣经》问世以来，这种现象一直被关注，例如，阿波斯特尔·保罗写道：’子女不应该为父母而储蓄，但是，父母为了抚育孩子却必须这样做。’（注 4 ）”私有制正是利用母爱的人性本能与无私，把属于社会的职责推到家庭身上。并让这笔“投资”永远失去了追偿期。在人类人性与私有制功利性在利益上有矛盾冲突时，私有制社会运用物质力量，使它在为获取权利时，进行反人性的活动，以政治权力摧残人性屡见不鲜，可以“大义灭亲”；在要承担责任时，它又要把义务推向人性一方，进行虚伪的人性宣传。利用人性在母爱上的本能与无私，无偿帮私有制社会生儿育女，为社会培育人才。像在家庭内部的利益分配上，使用社会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让后代婴儿获得消费权利的，不管按劳动、按资本、按生产资料、按地位、按权力等等的分配。因为那是只求功利无人性的分配原则，所以它只能保畄原始共產制时的分配方式：在家庭内进行有限度的按需分配。所以，为了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在家庭内经济分配出现红字时，即使父亲去卖血、母亲去卖淫也变得“天经地义”，在人性的自然张扬中父母愿入“地狱”、为儿女作牺牲。否则，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无法解决这一人类自身繁衍上 “后代抚育费” 的分配死穴的。

　　在当时社会，生活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落后，物质生产内容贫乏，战争、徭役频繁，发展人口是私有制初期社会的头等大事。

　　以我国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为例，他下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注5) ”用加倍征赋等法律手段强制父子、兄弟分家以促进人口的发展。 “令民为什伍”，为满足全民军事化，必须发展人口以服从国家、服务国家的兵役、徭役。

　　商鞅以国家法律的手段干预家庭，形成以结合的二性为内核的家庭结构，是当时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形成以来寻求社会发展和巩固的最有效措施，因为，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以前父权制初期的家庭公社式的“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注6）的家庭比，最有利发挥积极性提高生产力，最有利发展人口，最有利国家捐税的增收和人力资源的提供。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力资源是最最重要的资源，人丁兴旺是国家昌盛强大的主要条件。秦王朝建立后筑长城、修秦直道、造始皇陵、建阿房宫、挖河道等等在战乱后的废墟上举征兵役、徭役，没有以婚姻制为核心的人口发展计划，没有国家对婚姻的干预、是不可想象的。

　　像越王勾践的能够复国，主要也是靠他的人口发展计划，《左氏春秋》中的《越语》篇内，有越王为增加国家人口补充兵力和劳力，曾采用过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注 7）

　　据史学界考证，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朝宣统三年(公1911年)的一千九百多年间有典籍稽考的资料推算，中國家庭人口平均数主要在 4-7人之间，尤其在5-6人之间。(注8)“基本是一对夫妻为内核外加父母子女式的家庭，是国家干预婚姻按社会需要发展人口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来说，18世纪以前的社会，人口的增长是极其缓慢的，科学技术、医疗水平的落后，物质生产的贫乏，饥饿、战争、瘟疫大量夺走生命，人口在低水平线徘徊。婴儿出生死亡率高，妇女只能提高怀胎率，不断生育，以希望从中保证后代的延续。像法国家庭的人口1750年以前一千个出生婴儿中活到 15岁的占50%左右（注9）。

　　“在19世纪之前，即使在先进国家里，活到10岁的活产婴儿也不足一半。(注10) ” “晚婚、长期哺乳、死亡率高(破坏大量夫妻之结合，使半数子女二十岁以前死去)，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是勉强能使一代接替一代。(注11) ” “18世纪的平均寿命在35岁到40岁之间，20世纪达到70岁左右。在18世纪，人到了29岁半就失去了双亲；到了20世纪，失去双亲的平均年龄为55 岁”(注12) .

　　育龄妇女只能增加怀胎率来保证后代有继。一般的妇女一生要怀孕十多胎，“直到上个世纪，所有妇女实际上还把年轻时的光阴都用在孩子身上”(注13).

　　除此以外，尽管各地区各国的情况不同，但都为了人丁兴旺，保留生产能力而采取措施，如俄国1804年罗斯的规定：“命令监护人在当年内将寡妇再嫁，应该通知寡妇：如果在一年的时间内她不再嫁……其所有财产将送去拍卖”(注14).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允许离婚。从1800年到1850年，在英格兰平均每年不超过两对夫妇离婚”(注15).

　　在中國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承天地，施阴阳，故施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注16），“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注17）。男子的妻子如果不会生育，纳妾是义不容辞的。

　　结婚为了繁衍后代，通过国家法律、社会舆论、文化习俗等进行社会的干预，“没有哪一种亲族体系是生物性繁衍的简单结果，来自这一体系的家庭也是如此”(注18).

　　在欧洲，撇开神权与政权的二权冲突不计，本质上是一致的：夫妻结合具有不可分离性。教会对婚姻的目的也是如下观点。“这个中心主题便是将一切可以使夫妻关系离开生育目的的作法视为大罪”(注19).同时，也谴责“俄南罪”(注20).俄南罪是圣经纪载俄南受父亲犹大之命与孀居的嫂嫂同寝，为的是让那女人生个孩子作为其兄之后。俄南每次遗精在地，以使那妇人不生孩子。上帝怒，令俄南死。说明教会也不同意人们避孕，不赞成性生活不以生育为目的。

　　同时，对婴儿不正当死亡的惩处是十分严厉的。“1558年2月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关于隐瞒怀孕的敕令：’因正式获悉在我王国内频繁犯下的一项巨大而恶劣的罪行，即为数不多的妇女，通过不光彩的方式或其它方式怀孕之后，被不良的意愿和建议所说服，伪装、遮掩、隐藏怀孕事实。丝毫不露痕迹亦不作声明；待怀孕期满，秘密生下孩子，不为婴儿行洗礼之圣事，便使婴儿窒息，将婴儿杀死或用其它方法除掉婴儿性命；然后将婴儿尸体扔到隐蔽而肮脏的地点或掩埋在不信教的土地里，用此种方法剥夺了他们进入基督徒惯有的墓地的权利。……为防止此等事件，重申、规定并命令：凡是正式犯有并被证实犯有伪装、遮掩、隐藏怀孕及生产事实，对二者均未作任何声明罪行的妇女……将被认为杀死了自已子女。为了补救，她将被处以死刑及最严酷的刑罚。” (注21 )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在他的《家庭论》中也认为国家为了下一代的成长而对家庭的干预：“由于儿童智力还不成熟，这一点就排除了他们同父母或者同其它负有照顾义务的人之间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建立家庭内部有效关系的这种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大量干预家庭生活的依据”（注22）。就是说，儿童智力的不成熟，必须由国家对家庭的大量干预来争取其在抚养、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待遇。

　　以前婚姻的目的是为社会繁衍后代，并由夫妻承担抚养、教育的义务，这是自然经济社会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因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失去了经济支配权，家庭经济是男权掌控下的经济，“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变成了男权下的奴隶，因此，也成了婚姻的牺牲品。

　　社会上此前并不存在专以性爱或爱情为目的的婚姻。社会为私有制服务的财产观念统治了婚姻观。它对青少年从人性上带来的爱情观不稍一顾，对人性进行压抑，视爱情是对婚姻的叛逆。

　　在中國古代，男女之间讲爱情则视淫佚，是对父母婚姻的背叛，所以“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要“存天理，灭人欲。”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终身，“无论在什么地方，能否公之于众，都是区分合法婚姻和非法苟合的一个标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为宗族、为祖先生儿育女，以便封妻荫子，耀祖光宗。

　　“在16世纪的英格兰，罗曼蒂克的爱情和对情人的热烈追求，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指责为是婚姻的非理性和非长久性的土壤。”(注23)

　　“在罗马，人们可以称之为夫妇资格的东西并不通过爱情得到理想的实现，而是通过同意或没有不同意：这便是’和諧’.'一个人对他的妻子像情人那样，热情过度，他就是奸夫……’，’一个元老院议员因为同样原因被人从元老院中开除出来：因为他的女儿大白天撞见父母亲吻。”(注24)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生育制度》一书中谈到婚姻的本质时讲到：自古至今，社会如果单为满足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性关系的话，是不需要婚姻和家庭的，只要有当事人的意愿就可以了。社会之所以要有婚姻，还要建立家庭，并用法律来保证它，用伦理来规范它，是因为要用它来承担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生育和抚育功能。

　　二、婚姻是社会私有制的基石

　　我们知道，共產制的原始社会幼儿的消费是由社会公共承担的。这种不能通过自身参加社会生产获得、供后代幼儿抚养教育的消费，我且称为“后代抚育费”。但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后代抚育费”由家庭承担了。这是社会通过承认二性结合——婚姻为前提，转嫁给结婚者头上的义务。实际是用一纸“结婚证”来完成了“后代抚育费”的责任转移。

　　在当时的社会，养一个儿子长大成人是不容易的，长大结果给国家服兵役、徭役去了。名义也许是为民生、为国家，但实际上是为盗用国家名义的统治者，那些财产和奴隶的掠夺者，或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秩序服务。按理“后代抚育费”应该由这些受益者承担，或以他们利益为代表的国家承担。但因为私有制发展中的贪婪性，他们不可能把财力用到这样的公益事业上。所以，私有制从一出生，就开始了血渍斑斑的“资本”盘剥积累过程。

　　为对应子女生育教养中需要的长时间和沉重经济负担，必须让家庭有一个长时间稳定的环境。所以，严厉地控制离婚，是古代社会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意志。在中國，提倡妇女出嫁“从一而终”。

　　古时人的寿命短，父亲早丧母亲守寡是平常事，为了防止父亲的兄弟辈因此抢占财产，担心母亲失去幼子生活抚养费来源，所以有了“子承父业”的财产继承权，并保证要履行“夫死从子”的寡母依附抚养权。

　　在自然经济落后的时代，子承父业也只是为了后代抚养的需要，但这实际是私有制的脊梁骨从此形成了，财产继承权使财富的贪婪掠夺、生产资料积累，通过隔代转移成为可能。私有制社会的初期，爵位的世袭制、土地的分封制，私有制总是在权力的操作下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到以后从领主到地主，从农奴到佃农，一直是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贫富二极。但对“后代抚育费”的付出，编户齐民，是按婚姻人口预期负担，并不按生活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或按所得税累进率的方法计取。

　　每抚育培养一个社会化劳力人的时间精力、经费投入是差不多的，但有产階級家庭可能只付出其年收入的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可是广大贫困的农户家庭可能要付出年收入的十分之几。这样加速了社会的二极分化、财产向少数人积累集中。而通过“门当户对”式联姻，使社会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各自进行有效整合，巩固了统治階級的利益联盟。

　　另外，培养起来的人才质量又是成反比的，剥削階級培养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被剥削階級培养出吃苦耐劳、奋进向上的后代。而他们的艰苦生存环境更符合人类祖先艰苦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遗传基因，也就富有生育能力；生活腐化奢侈者的往往生育能力就相对薄弱了。

　　从十月怀胎到抚养成才，人类生育抚养子女的时间是漫长的，一般都要扶持到子女有獨立生活能力或成家立业为止。在古代，对于劳动阶层的夫妻，穷其毕生精力，唯一的“积累”也许就是拉扯大了子女。特别是女人，一次次地怀孕、生育、夭折，孩子成长了，去承担国家的兵役、徭役，他们在社会上的劳动，从一种大自然物质生产中获得的报酬，在另一种人类自身生产中无私地奉献回去。赤条条来，赤条条地走，只是为社会奉献了后代。

　　只有有产階級，他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财富，又从社会上任意地获得了人力资源，不需支付“后代抚育费”，只要在创造新财富时能付出少数工资。而对这些人类自身生产产出的人力财富，国家只是无偿地使用，所投入的公共资本，也只是一部婚姻法而己。国家，这私有制的象征，它就这样构筑了让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的私有制大厦。

　　家庭承担“后代抚育费”之所以不能感受到社会责任的失衡，世代都是那样的天经地义，一是话语权掌握在私有制统治者手中，二是因为在这架“天平” 的另一端压着私有财产继承权。虽然“后代抚育费”主要是贫困家庭的负担，而财产的继承权主要是让财富剥削垄断者受惠，但都是“恩”泽后代，对这种階級思维，被剥削的贫困階級不能找出反对的话语权。正因为有了财产的继承权，使财产保证了积累和转移的秩序，也为私有财产的疯狂积累打开了通向欲望深渊之门。

　　因自然经济的终结，婚姻对私有制的贡献也许正在走出鼎盛时期。它对私有制社会的贡献：一是社会不花一分钱就维持了人类自身的持续生产；二是对不同数量的财产占有者榨取相同的“后代抚育费”，维护了有产者的利益；三是各社会阶层通过它进行各自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理顺了利益网络，巩固了私有制的经济秩序和政治联盟；四是人类自身生产产品的私有化，使私有财产继承权有了依附对象，再吝啬的守财奴都会把财富的接力棒留给他的后代，使对生活生产资料的占有欲变成了使财富为后代高度集中成为可能。

　　从以上各点分析，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婚姻是私有制的基石。如果没有婚姻，没有以婚姻为内核的家庭，没有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财产继承权，私有制在社会功利性分配原则中没有家庭内的有限按需分配方式为补充，私有制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社会的进步，物资的丰富，最终会使婚姻失去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如果私有制有朝一日要退出历史舞台，婚姻也必定成为殉葬品，也包括它的衍生物如妇女的贞节观等。(贞节观是在避孕、亲子检定等无技术保证的前男权社会里，为不使男方财产继承有旁落危险而加给妇女的非生性义务)

　　当然，“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注25）。婚姻、继承权都是和私有制的发展相适应而存在的。私有制是对人性的桎梏，所以婚姻也并不是对爱情的尊重和首肯。

　　什么是爱情？有的说“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的辩证体”（注 26 ）。我认为，简单地说：爱情是受人文思想熏陶、制约和规范的性爱。

　　性爱是人类在进化中自然选择的生物本能，但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影响了性爱的观念，丰富了性爱的内涵，并根据私有制的社会公德制约和规范了自己的性爱行为，这就是爱情。像能决定或影响爱情的审美观，氏族社会女性喜欢的也许只是英俊健壮的、能体贴和保护自已的男性，但到了私有制社会，男性那种因有社会地位而产生的教养与风度、因有财富而产生的豁达大度……都会影响审美观，都会擦出爱情的火花。

　　三、社会的发展与婚姻观的淡化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为了孩子、家务而束缚在家内的妇女开始解放出来。

　　“与夫妇一起领取和农业或手工业的实物收入相反，工资制使妻子能够放弃夫妻生活，如果这种生活不能使她满意的话。因为工资制既给了她生活的手段，也给了她社会地位，使她可以过独身生活。再加上机械或化学的避孕技术，使妇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育的主宰者……”

　　“于是，夫妻关系彻底改变。从今以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爱情的罗曼谛克理想基础上，摆脱了从前夫妻关系形成上经济制约的重压，这种夫妻关系也就成了西方社会所享有的个人自由的象征。”（注27）工业化使妇女逐渐从政权、族权、夫权中解放出来。

　　经济的发展，物资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自从因分娩而造成的死亡明显减少，妇科疾病也明显减少以来，妇女得以从过去那种女儿身的天然不幸中解放出来。避孕使她们得以避免过多的妊娠，而医疗的进步又减少了婴儿的死亡率。从今以后，为了有两个孩子活到成年，已经不必非生六个不可了。（注28） ”为此，社会也逐渐改变了观念，不把妇女禁锢在家庭内当作生育的机器了，婚姻的原有功能逐渐移位，原有观念逐渐改变。“奥赫瓦尔·洛夫格林指出，在瑞典，1880～1920年间，源于资产階級的新家庭意识逐渐形成，和围绕着home是私人领域，夫妇以爱情为基础……（注29）”同样，婚姻内涵的逐步变化，其观念上的约束也放开了。早在大工业时代，非婚姻生子就与无产者密切相联。根据让·桑德兰所作的调查，在牟罗兹，男职工的孩子有一半是非婚子女，而在监工们的孩子中，这个比例仅为1：40（注30）“”节制生育不是不要孩子，只是从此以后要有计划，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家庭中的中心由孩子转向父母。如今，何时生孩子是根据母亲的工作或其职业的不确定性来作计划，而过去是女人根据孩子何时出生来调整自己的职业周期。“（注31）

　　如今的社会表达情感越来越直接外向，感情生活的层次的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干预越来越少。在二性交往中，爱情与婚姻的侧重，即使同一个人，也因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年轻时重激情浪漫的爱情，年长时重现实经济的婚姻，就是梁祝再世，年老时对待子女的婚姻也同样要犯他们父母犯过的错误。因为任何人避不开社会经济生活对他们的制约。但从时代的发展角度来讲，爱情与婚姻的侧重逐渐会颠倒过来。因为人口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不需社会极力提倡、促成的事业。

　　当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解放结婚对象在生育抚养中的负担，像学龄儿童国家义务教育制，家政的社会化管理，物质生活的丰富使年老人在失去了工作能力时不至受传统继承习惯的影响，家产的实际控制权落到儿女手中，或者自己也同样有一份足够的养老积累或福利保险待遇，使人们对生育，抚养孩子观念的淡薄，造成低生育率。

　　如果社会介入，孩子的成长由社会承担，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就设想孩子公养，“当孩子一出世，就由为此目的指定的官员来负责抚养……，同时，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母亲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 (注32).

　　那么，私有财产继承权就会从私有制中淡出，人们就能从欲望的深渊里爬出来，财产就不会过分集中。当然，孩子能否公养，要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观念改变来决定，而不是靠空想。

　　目前，离婚率和未婚同居率越来越高，是婚姻功能越来越弱化，这应该是人性的张扬，爱情在二性关系上回归的表现。据浙大研究生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该校园大学生的抽样调查中，13%的人坦言有过性行为；62%的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的学生认为，已经发生性关系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62%的同学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71%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得知未来伴侣曾和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后仍会与之结婚（注 33 ）。”显然，这种观点与私有制社会传统的婚姻观相去很远了。

　　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同居普遍性的主要原因有：（1）双方是试婚阶段。考虑到婚姻的质量，通过直接接触了解来避免间接相互探底的信息不确定性和时间精力的过多浪费，是适应生活紧张、工作节奏快时的组合；但说明这是社会的进步，习俗、舆论的容忍已使同居无需顾虑舆论的干预和违反纪律的风险；（2）就业、经济的平等增加了女性的獨立自信，少了依附性，不合则分手；（3）无需为张罗无寿命预期的婚姻而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与精力，暂时避免与双方亲友发生习俗要求上的社交并因之产生相应的经济联系。以避免不确定因素波及更大的范围。（5）讳避因婚姻带来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等。

　　不管怎么说，高离婚率、未婚同居率不能看成世风日下的表现，而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最近11月15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一则英国《獨立报》11月7日的报导：《单身一代的反驳》，“选择不要孩子的妇女长期以来都属于被嘲弄的少数人，在19世纪，她们甚至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而受到抛弃；在 20世纪则被视为’违背自然法则’的人。但现在，一群英国妇女决心公开倡导一种不要孩子的生活方式……官方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英国妇女也许会选择不生育孩子，在西欧各国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在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不受孩子拖累’组织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多数成员是30多岁的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她们拒绝去过那种为人之母后的丧失自由、职业前景不佳、低质量的生活。”

　　看了这则报导，它透露出的信息难道不是婚姻的社会功能在弱化的表现吗？

　　私有制社会是以婚姻为纽带通过后代抚育费的转移支付为国家(剥削统治階級)的积累手段，如果社会进入人口减少的历史时代(劳动层或有意识的减育)，资本在剥削劳力上的使用成本就提高，国家经受扶持“后代抚育费”的压力、或完全由国家负担的可能成现实，私有制社会接受财产继承权的这条“脐带”就脆弱了。私有制的削弱难道不是人类人性的进步？婚姻的弱化难道不是私有制的变异？

　　有人说“无爱的婚姻像坟墓，有爱的婚姻像雷区。”事实上，私有制自然经济社会的进程，物质世界的进步，是以人种学上人种的退化为代价；私有制道德的建立是以人性趋向不道德为前提的。维持建立在物质条件和以此为行为准则上的婚姻，像“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英雄，70年代嫁干部，80年代嫁名人，90年代嫁老总，(注34)”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势必削弱、失落人性关怀和牵系的爱。以国策的(不是人类)繁衍后代为宗旨，以门当户对为取向的婚姻，或以权力、地位金钱为交换条件的“买卖”婚姻，改变了人类以前以性爱与母爱为自然选择的进化方向，是对人性进化过程的扭曲。这种婚姻与卖淫对比，其实前者是以国家名义批发，后者是社会个体零售而已。前者因维护了后代繁衍的国家秩序而享受到法律的尊严；后者是民生的抗争及有产者的作乐。在社会底层受生活迫使的人，视具体在金钱乃至灵魂上交易的平等、更甚于宏观范围人格上或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是用灵魂上的平等透视来表示对等级社会人格的蔑视，所以階級社会还存在，卖淫之风就难绝。是国家权威无法战胜民生草根智慧的写照。即使在宋、明受理学桎梏的朝代也有文人雅士视挟妓而游为风流韵事，并有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逸事流传。可堪一笑。

　　社会的发展己经跳出了自然经济的历史阶段，婚姻社会功能的减弱和人们婚姻观的淡化已是不容置疑。

　　如果人们发展藻类、昆虫类、菌类食品，或通过人工重组核糖核酸生产蛋白质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食品供给（注 35），发展利用太空太阳能发电和宇宙空间微波送电，利用水为燃料进行核聚变反应等等，使科技的进步让人们走出日渐枯竭的地球资源困境，但把人种的进化引进尔虞我诈的以物欲的满足为道德的世界，或以科技手段解决人类自身繁衍的物化世界，那以对原始生命的渴求为进化动力的人性基因淘汰了，人类不是也要走向自我灭亡吗？以这一角度看待婚姻观念的淡化，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吗？

　　很明显，套在“生产”的枷锁上的是婚姻生活，但完全超然于物质生活之上的爱情生活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已可企及的。婚姻与爱情并存的矛盾中如何把握——是我们现时代的生活困境，与古代人相比，我们不是已优越多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承受时代在现阶段尚不能完全由社会接管的义务吗？

　　最后，我还是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文字来作本文的结束语：

　　“……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生活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 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与它同归于尽吗？”

　　注（1）：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注（2）：同上

　　注（3）：见韦斯达马克《人类婚姻简史》

　　注（4）：(美)《家庭论》第318页

　　注（5）：《史记·商君列传》

　　注（6）：摩尔根《古代社会》

　　注（7）：见浙江日报2004.6.22《越王句践与绍兴黄酒》

　　注（8）：见夏文信《家庭规模初探》

　　注（9）：见（英）杰克·古迪作序的《家庭史》第二卷、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欧洲家庭》

　　注（10）：（美）《家庭论》149页

　　注（11）：同注（9），第41页

　　注（12）：同注（9），第578页

　　注（13）：同注（10），第40页

　　注（14）：同注（9），第71页

　　注（15）：同注（10），第401页

　　注(16)：《易经》

　　注(17)：《礼记。昏义》

　　注（18）：（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乔治·杜比作序的《家庭史》第97页

　　注（19）：同注（9），第137页

　　注（20）：见圣经《创世纪》第三十八章

　　注（21）：同注（9），第152页

　　注（22）：同注（10）《家庭论》

　　注（23）：同注（10），第369页

　　注（24）：同上第340页之引文

　　注（25）：潘允康《社会转型时期中國人的婚姻家庭质量》

　　注（26）：《情爱论》，第42页

　　注（27）：同注（9），第577页

　　注（28）：同注（9），第573页

　　注（29）：同注（9），第566页

　　注（30）：同注（9），第553页

　　注（31）：同注（9），第578页

　　注（32）：同注（10），第390页

　　注（33）：据2001年7月12日《浙江经济报》报导

　　注（34）：摘自赵子祥《阴阳裂变话离婚：谈妇女与离婚》

　　注（35）：参见《展望21世纪人类食物》

　　作者简介：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作者:马渝生

要達成633目標還不容易？問題是政府不應該以此為目標！

Sat, 20 Sep 2008 00:13:13 GMT

要達成633目標還不容易？問題是政府不應該以此為目標！ | 元毓說

SEP
要達成633目標還不容易？問題是政府不應該以此為目標！

Posted by 元毓 under 商業評論, 經濟分析, 證券投資

這兩天馬英九承認選舉時的支票「633目標」跳票。

「633目標」是指馬英九任內要完成：
# 推動經濟年成長6%
# 年國民所得3萬美元
# 2012年失業率3%以下

這目標要達成還不容易？

只要一招半式，保證三大目標均達成：

中華民國政府只要把全台灣目前沒有在職的人，一律強制拿起十字鎬，把全台灣的道路、高速公路、高鐵、台鐵鐵軌通通拆掉，然後重蓋。
最好是順便把所有的公共設施，15年以上建築物也通通拆掉，強制重蓋。

同時，這些人也由通通發給月薪5千美金。

上述三大目標只消一年就完成。

為何？因為一般用來計算經濟成長率的GDP、GNP數字是有許多盲點的。
像這種把建築物拆掉重蓋，在GDP裡是會被重複計算：拆掉是一次工，重蓋又是一次工。都是一種產出。

政府只要拼命拆，拼命重蓋，蓋完再拆再蓋，如此循環，要達成多少經濟成長率目標都不成問題。

但結果卻是我昨天文章說過的：「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就說過：「要解決失業率還不簡單？把失業人聚集起來，由政府出錢，一個人挖洞，一個人把洞填回去，失業率就解決，且國民生產毛額還可能增長哩！」

問題是我們需要的是這種沒有意義的經濟增長嗎？

當年毛澤東要「超英趕美」，觀察到世界經濟大國的鋼鐵產量都很巨大。
老毛倒果為因，提出「全民土法煉鋼」的政策，人民家家戶戶在煉鋼，連平日生活所賴的鍋鏟瓢盆都難保不入風爐。結果只是練出一堆廢鐵廢鋼。

產鋼目標達到的，但民間資源的嚴重錯置，引發民不聊生，更沒成為什麼經濟大國。

提個思考方向，我相信大家就能了解不管是馬政府提出的經濟目標，亦或在野黨現在針對跳票的攻訐，都是胡鬧一場，圖騙選票。

將近20年前，有人問過張五常與Milton Friedman怎麼看台灣經濟？
二老英雄所見略同，均指出大陸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台灣除了大幅開放大陸廉價勞工，讓兩岸勞力資金自由往來之外，別無他法。張五常更指出這種開放是不可能的，因為與多數島內政治人物的利益相衝突。

但可以確定的是，台灣被大陸經濟統一是遲早且無可避免的。

20年過去了，台灣除了更封閉與自以為是之外，啥屁也沒搞出來。

自豪的工業、科技業，說穿了也是透過OBU方式和大陸暗通款曲，享受大陸廉價生產要素才能維持國際競爭力。

還有蠢蛋不去批判鎖國誤民的李登輝、陳水扁，愚蠢地以為馬英九要為最近的股災負責？

台灣經濟環境豈是因馬英九的選舉芭樂票變差？台灣經濟環境之敗因早在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種下，早在陳水扁的「鎖國政策」中兵敗如山倒！

我在4月給公司老闆的經濟分析報告中已說：「馬上並不會好。」很抱歉，我的水晶球對了一次！可惜這份報告並不適合公開。

馬政府經濟開放腳步是太慢，而非方向錯誤。唯一可慶幸的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終於有一個相信並堅守憲法的總統。

而股票上，體質好的公司股價一直跌應該要開懷大笑，怨屁啊？拿這點跟我質疑的網友，股市程度太差，不值一哂。

時間不多，再提幾個問題，讓大家思考媒體上常見的經濟名詞或觀念有多麼可笑不堪。

1.什麼叫做失業？失業率是怎麼算出來的？
傳統對失業的定義，是由劍橋大學的A.C. Pigou所提出：「一個人有能力工作，願意工作，但找不到工作」。
這定義根本三句話自相矛盾，相當荒謬。
這定義忘了工作相關契約（勞務契約、定作契約、僱傭契約、委任契約….）最重要的「契約主給付義務」—工資。

有能力工作者，勢必是因為其勞務有人願意購買。只是買價可以很高，但也可能很低。

如果是因為薪資太低而不願意接受，那還算是「願意工作」嗎？

自營業或跑去念書投資自我的人，算是失業嗎？

如果傳統對失業的定義根本含混不清，那追求失業率目標有意義嗎？

2.政府拼經濟，如何知道要拼哪方面？怎麼拼？其中的資訊費用政府怎麼可能比私人機關還要低？
資源會不會錯置？錯置之後的成本有多驚人？

3.股市價格反應的是什麼？
過去我反覆重複Granham的話：「短期股市是投票機，但長期股市必定是秤重器。」

麻煩那為以為股市完全是信心堆疊的網友，不懂就多看看巴菲特的年報吧。

台灣2008上半年的全部上櫃公司總獲利是負數，那股市大跌有何錯之有？

半年報出來，又有幾家企業表現是稱得上優良？

股市大跌的都是體質好的嗎？鴻海家族過去一兩年股價嚴重高估，下跌修正難道不應該嗎？

政府救股市真是救嗎？會不會造成市場價格訊息錯誤？會不會使更多人被誤導？誤導之後是不是更多資金將投往較無效率之處？

政府救股市的錢從哪來？如何確保來日不用通貨膨脹、變項加稅的方式解決現今為救股市埋下的問題？

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欲纠缠

Wed, 10 Sep 2008 21:33:14 GMT

中华网论坛-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欲纠缠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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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元氏森林发表于:2007-08-09 22: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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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奸是指人与动物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因为动物的不具知觉性，所以人们把这种性交活动称之为“兽奸”，意思是人的性行为是带有强迫性质的一个过程；假如动物也有理性的话，那么，在征得动物的同意的情况下，人和动物的性交就不能称之为兽奸。这种“情投意合”的交媾状态，恐怕让研究性的专家也会左右为难。但是，很显然，并不能说所有的人与兽之间的亲密接触都是带有强迫性的。而我们却一概而论，所有动物，无论它们在主观上是同意还是反对，只要是人与它们发生肉体关系，一律被判定为“兽奸”。因此，在我们一厢情愿的假想中，我们总认为动物和人的性交，都是人强迫的结果；事实上，也只有人才会异想天开，把自己的生殖器官放进（套入）动物的生殖器官上。在这样的事实的基础上，人才会武断的把所有的人与动物的性交活动统称为“兽奸”。

古今中外关于兽奸的例子举不胜举。从神话、民俗故事、文学、绘画、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兽奸的艺术及生活描写。“证据显示，至少在四万到两万五千年前，人兽交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在法国发现一个属于晚期冰河年代的铭刻骨杖，上面刻着一只母狮子正在舔一个巨大的阴茎或阴户；一幅第七世纪铁器时代的山洞壁画描绘一个男人正在将阴茎放入一只驴子的阴道或肛门；西伯利亚发现的远古岩石艺术也呈现一个男人在和麋鹿性交。法国的另外一个山洞发现了男人和母牛性交的图像，公元前五千年利比亚地区也有岩石上画了一只像是狐狸或狗的动物正在和女人性交。瑞典西南方也发现青铜时代其它描绘人兽交的岩石绘画，男人正在把阴茎放入一个四足动物的尾巴下面”。

因此，兽奸是人类生活中一项非常古老的传统。它的源头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性欲为前提的。本来是纯粹的性行为，可是，因为人类婚育生活的独占性，才让人与兽之间的亲密接触成为大忌。正是人类的正统的性生活，才让人兽之间的性行为被裁定为“骇人听闻”的，是人类“无法忍受”的。实际上这种行为只是人的与自慰性质差不多的一种性活动。它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大敌，成为绝大多数的人同仇敌忾的目标，那不过是因为人与兽之间的肉体关系，会妨碍和伤害人与异性之间的肉体联系。

兽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有文章分析人和动物产生情感后，也会有极少的人和动物性交时产生的兴奋超过与异性性交时的乐趣。这是畸形的心理；和同性恋中的人在心理上感觉到无比甜美的人一样。兽奸的发生，仍然是人和现实中的异性的性关系不平衡的产物。是社会生活中的失落，让喜欢兽奸的人欲罢不能。再怎么说，动物的百依百顺只是一个方面，这种特性虽然迎合了一部分人畸变的心理；可惜动物的沉默和无法在语言上给予自己密切的配合，只能让这种兽奸行为停留在动物乱交的水平上。人和无理性的动物交媾的结果只能是：没有感情的。更多的兽奸是发生在人无法得到正常渠道的性愉悦，所以饥不择食；也就是说，动物的生殖器官只是人的性安慰器；但又因为动物具有活跃的生命，人又惊恐万状，说这是有勃于人理纲常，是大逆不道。在很多人看来，和动物兽交是极不道德的；而压抑住自己的性冲动，就是“正人君子”的模范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下，人和动物性交只是因为人的性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释放的变通方式。

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说：“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

该书又引《耳谈》说：“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

上面的文字中提到的兽奸，虽然有些是不可能的，象妇人与虎交，与凤交；但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人兽交在古代人眼中是习以为常的。古希腊的人对兽奸也是乐此不疲，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一些和谐。英国还有一幅比较有意思的画，画面上一个裸着屁股的女人被一只狂奔的狗拖着；而后面跟着一班气势汹汹拿着家用工具的村民们。兽奸在东方，是被官方（及法律）所忽略的。对于那些无辜的动物来说，它们价值怎能和人的价值相比。在风俗上，兽奸是骇人听闻的，并被身边的人所唾弃，在中国的法律上，却没有定罪的例子。被宗教文化封锁的西方，因为上帝的纯洁论，而把那些兽奸的人处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巴比伦地区第一王朝的第六位国王曾经把旧的所马利雅法律修订，创造了新的哈姆拉比法典，明定人兽交必须处死刑"。在英国，直到１８３２年，仍保留对兽奸处死的法律。早期的美国，对兽奸一经查实，也是处以极刑的。但查实是有一个关键点：以“伸入”（动物生殖器官）来作为定罪的标准。在众多的兽奸中，以男性为主；女性的例子很少。在《“骇人听闻的事”：美国的早期的兽奸”》一文中，作者约翰·默林说：“在殖民地，女性兽奸只有两例暴光。”“１９６７年有个女人和她的狗在泰伯恩被绞死。”尽管兽奸有被处以极刑的危险，仍然有不少人前仆后继，究其原因，恐怕是奸一只动物比奸一个异性要容易得多；而且隐蔽性极好，被告发的可能性更小。在美国的兽奸被判刑的例子里，大多数都是女性告秘者。这并不是说男性没有看到过别人兽奸，只是看见的男人并没有真拿这个当回事。教会的权力旁落后，兽奸者也终于脱离了死亡的恐怖。到了今天，人和动物发生性交，已经是法律所无可奈何的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了。

在美国的早期的法律中，兽奸的人不但要被处死；遭受凌辱的兽动物也要被焚烧。无辜的动物因为人的暴力而引来灭顶之灾，这不能不说是教会统治西方时在西方人心里留下的一道深深地疤痕。不过，在法国，被强暴后的动物却很幸，因为终归有人为它们开脱“罪名”了。１７５０年，法国的一女修道会和教区牧师在范弗里法庭为被法官宣判处死的一头母驴洗清不白之冤，他们“凭证，它在言语和行动上，在一生的全部习惯方面都是最老实的动物”，“它肯定不是自愿参与这项犯罪的。”对于这些证词，法庭表示同意，于是放了这头遭受男人侮辱还险些被处以火刑的牲口。

　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名印地安男子因为奸淫一只小鸡被当地的法庭判决有罪。不过，这名印地安男子很快地提出上诉，他的理由是根据印地安人的法律小鸡不算是牲畜。法庭竟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但维持了鸡奸的判决。

人与动物之间的性关系，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拘无束到被严阵以待，再到现在的法律的袖手旁观。人类终于从愚昧中走出来了。对于西方宗教来说，审判别人的兽奸，并不是出于保护动物的想法，而是为了维护上帝的子民的纯洁和无罪化。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而那些曾经在动物身上只是想寻找性的快慰的人，没有想到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的人不会知道，人类曾经是从这样黑暗的过去走过来的。我们还要从漫长的现在走过去，未来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再发生变化，那却是预知的事。

　参考书籍：《美国性史》伊丽莎白·赖斯编。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第一版。

“袈裟革命”团结华人：“挺华叫阵”当心变味 - 倍可亲（www.backchina.com）

Mon, 28 Apr 2008 19:31:52 GMT

“袈裟革命”团结华人：“挺华叫阵”当心变味

“袈裟革命”团结华人：“挺华叫阵”当心变味 - 倍可亲（www.backchina.com）

That's to say: be specific about the immediate problem, e.g., "you guys said sth wrong here" (while remaining armed), as opposed to throwing a huge bomb titled IN THE NAME OF CHINA to the offenders as the first reaction.

I personally don't like the term "崛起" or "复兴" as much.

First of all, they imply the memory of humiliation and sanity of revenge, in a much less perceptible way though (whether or not to use an embelishing "和平"). Every culture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keeps evolving;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 continuous flow whenever we look back even though sometimes there were unexpected anecdotes at the point. To embrace the idea of "revival" is to admit the death or at least decadence in the first place, which is totally uncool; China was never the weakest existence but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who adores/fears this idea,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no apparent national crisis around.

Secondly, as an obvious motivating device, these terms seem to place China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崛" means to go over, to surpass, whom? the other ethnic members on this planet. It implicitly symbolizes competetion and ignores collaboration entirely. There are tons of other ways to activate the citizens and residents such as to encourage individual pursuits (and say they become the acknowledgeable national assets eventually).

I'm on the side of China but I really don't think creating enemies by speaking inappropriate political language nation-wise is a sign of the adulthood of a "rising" or "reviving" country; it's such a paradox.

Nah. If all we wanted to express is that we will be doing better. Then just say it, instead of the pretentious and misleading official vocabulary! Why don't we just say "我们中华民族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for example....

Seeking the Canadian identities

Mon, 28 Apr 2008 19:12:29 GMT

Seeking the Canadian identities

Country diversifying rapidly, data show

ELIZABETH THOMPSON, The Gazette
Published: 12 hours ago
The identity of Canadians is diversifying so quickly, at the current rate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residents will be hyphenated Canadians by 2021, a new study by a Montreal researcher predicts.
The way Canadians perceive themselves when asked about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 analysis of census results by Jack Jedwab,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 has found.
While 7 million Canadians listed multiple ancestries in 1986, that figure has steadily risen from census to census. In the latest, done in 2006, the number jumped to 12.9 million, h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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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is rhythm, by 2021, on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 on ethnicity, the majority of Canadians will by 'hyphenated' - that is to say, they will be reporting more than one ethnic background," Jedwab wrot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ny attempt by government to strive toward a common identity for all Canadians is "an illusory course," Jedwab added.
"I think public policy has to realize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 is a fact and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in Canada is a fact.
"As much as the government, from a public policy standpoint, wants to strengthen Canadian identity and is concerned with what is perceived to be an insufficient attachment to Canada, there has to be a paradigm shift where people realize Canada is a society where people ... will see themselves in multiple terms.
"People should not see that as a risk for Canadian identity. That is what Canadian identity has become."
According to census data,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Canadians in major urban centres who listed multiple ancestries were in Regina and Saskatoon, where 56.9 and 56.6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listed more than one ethnic origin. The lowest level of respondents listing multiple ethnic origins was in Quebec City, where 24.5 per cent listed more than one ancestry, followed by Montreal at 26.2 per cent.
Toronto and Vancouver, which have high levels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also reported high levels of single ancestry responses, as 30.2 per cent in Toronto and 37.8 per cent in Vancouver listed multiple ethnic origins.
Jedwab's analysis of the census results shows older respondents tend to define themselves as having a single ancestry as opposed to younger Canadians, who were more likely to list multiple ancestries. He suggested Canada might be at the forefront of an international trend.
"Canada is a post-modern place," he said. "It's where other countries may be as boundaries break down and there is increased mixing and people define themselves in multiple ways."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sus results showed a drop of 1.6 million respondents who listed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as "Canadian," a phenomenon Jedwab says has puzzled researchers.
Jedwab believes the figures aren't the result of people feeling less Canadian but of a change in the way Statistics Canada posed the ques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census.
Jedwab said his analysis shows respondents who listed their ethnic background as Canadian appear to have returned to listing their ancestry as British Isles or French.
"I don't think we're any less Canadian. Some people may choose to interpret things that way if they feel hyphenation makes one less Canadian. But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having a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one's background and being Canadian."
ethompson@thegazette.canwest.com

Seeking the Canadian identities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

Sun, 06 Apr 2008 21:50:15 GMT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 - 点水轻婷 | 杜婷的博客 | 博联社

I don't think I know too much about it but this sounds pretty neutral and it points to where we can do sth about. I'm in particular favor of the part about Mandarin and the ethnic mother tongues.

刘震云和他的《温故一九四二》［By 李琳］-悠游日本 - 新浪BLOG

Mon, 15 Oct 2007 00:34:42 GMT

几个月前看到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日文版在日本出版上市，我这才知道刘震云还有这么一篇文章。故事梗概是在1942-1944之间，河南省发生大旱灾和蝗虫灾，饿死300多万人，但国民政府不仅不救老百姓，连课税和公粮都照收不误，死和活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后来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但事实证明，河南省并没有这样自生自灭地全部死掉，他们得救了，救他们的是开进河南灾区的日本人，日本人发放了自己的军粮给老百姓吃。
这一事实本身让人震惊，文中写道：“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军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有政治阴谋，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刘震云和他的《温故一九四二》［By 李琳］-悠游日本 - 新浪BLOG

History is the discrete version of time. An increase in the sampling rate will wipe away the smoothness of the global signal that we are asked to accept and disclose the local randomness (noise). We need our own sampling rates and filters for our personal signals.

秋风：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

Sun, 01 Jul 2007 21:32:23 GMT

    俄罗斯转型故事并不独特
    不幸的是，这样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这不完全是因为民众的要求不正确，也不完全因为改革者缺乏诚意。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民众、知识分子，还是改革领袖及其智囊、支持者，其实都缺乏进行改革的必要知识和技艺准备。 ( http://www.tecn.cn )
    民众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痛恨旧制度，对于新制度则只有憧憬的激情，而无细致、严谨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更娴熟于破坏，这只需要诉诸激情即可；而缺乏建设新的制度的知识和技艺，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的。苏联体制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国家权力之外不存在任何层面社会的自我治理，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人们甚至连家庭的治理技艺都会丧失。因此人们无从掌握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甚至连他们争取新制度的行为也保留着旧制度的鲜明特征。 ( http://www.tecn.cn )
    结果，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苏联的旧体制瓦解了，但是人们在改革过程中所向往的新制度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失望，这正是大多数俄罗斯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主要心态。当年对改革越热心的人，失望却强烈。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仍然是留恋过去，美化旧体制。 ( http://www.tecn.cn )
    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能否启动全面的改革、转型，要看是否能够碰到一位具有远大理想的改革者，他恰好又占据着有利位置。这当然是运气问题，并无任何必然性。俄罗斯人是幸运的，他们接连碰上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都具有改革的勇气，都具有义无反顾地告别旧制度的决心。 (

Source: 秋风：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黎鸣：为什么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

Tue, 19 Jun 2007 04:26:52 GMT

黎鸣：为什么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
● 黎鸣
    中国人如一盘散沙，这几乎已成定论。前面我还讨论了“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我今天要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中国文人的永远互相拆台，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这几乎就是造成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更是造成中国人文明合力等于零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注意，中国的统治者也多半都是文人。 ( http://www.tecn.cn )
    关于中国文人，过去已有很多说法。如：文人相轻，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窝里斗，文人窝里反，文人窝里残，文人忌妒杀人，文人挑拨离间，文人当面说得好听，后面毁谤伤人，等等等等。但这些骂中国文人的说法，对具体的文人来说或许并不公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受害者。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言论罪、文字狱的发生，几乎都是文人害文人。包括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大量的文人被冤、被斗、被杀，冤人者、打人者、杀人者，实际上也都是文人，或至少因文人而引起。 ( http://www.tecn.cn )
    中国文人的品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品质。中国文明尽管号称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能够与其他文明较一短长的时期，基本上只在两千多年以前，尤其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约五百年之间。而在近两千多年里，中国文明却基本上已经无法与西方文明相比，而且越是接近现代越是无法比。人家始终在蒸蒸日上，而我们却始终在堕落下垂。尤其到了近二百年，中国文明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了全人类文明的谷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 http://www.tecn.cn )
    我认定，根本的原因即从汉代开始的独尊儒术。正是因为独尊儒术，造就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永远互相拆台的恶劣的文化品质，进一步更造成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长远的败局。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伟人全都只出现在先秦，秦汉之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大人类思想文化的荒漠。除了一代一代的皇帝，就是一代一代互相拆台的中国儒家文人，以及为他们供给吃、穿、住、行以及奢侈品等等而充当奴隶的中国老百姓，其中的大部分都只能是属于文盲的农民。 ( http://www.tecn.cn )
    今天文章的任务，即是要分析中国儒家文人之所以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按照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导，中国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即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如果遇上天机，则称帝，登上最高“独夫”的宝座，更可获得江山独有的子孙永继。中国文人还有更高的追求吗？没有了，已经到顶了。即使《大学》中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平天下”了，又如何呢？天下人都有吃有喝，有操有生，于是天下便“大同”了。“大同”于谁呢？“大同”于他一人，最多“大同”于他一家，他一群。这就是中国文人，乃至全部中国人作为“人”的价值的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正是这种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不仅害了中国文人，害了全部中国人，更害了中国的文明。 ( http://www.tecn.cn )
    说白了，之所以中国文人永远都在互相拆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因为他们全都是从儒家的“独食”中豢养出来的文人，他们全都是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儒家文人。儒家文人全都只把“当官”看作是人生最高的追求，而这，正就是他们彼此不能不永远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 http://www.tecn.cn )
    文人们永远互相拆台，究竟对谁有利呢？惟一只对既任极权专制的“独夫”有利，他永远可以分而治之，分而制之，他永远可以高枕无忧，而不必担心有任何人可能阴谋篡权。但显然，这种情形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国文明的无穷无尽的灾难。然而这种灾难究竟谁是祸首呢？究竟是谁为历代的“独夫”们设想了如此绝妙的恶毒计谋呢？正是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已获得了“独尊”的“意识形态”。他们教导人们如何把话说得尽量最好听（就像孔夫子在《论语》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教导人们如何尽最大的努力自我表白“忠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却不必操心能否真正履行；他们教导人们一心只追求“入仕”，却不必要有任何真实的本领，更不必要有任何“形上”（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形上”真理的存在）精神的追求。儒家讲“爱人”，纯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是说给别人听的虚言，根本就不入心。他们真正的“心”，只一心想当官。一但当了官，他们就将应有尽有，只惟一没有了对他人的“爱”。儒家文人们懂得什么是真爱吗？他们根本不懂。关于这一点，漫长的中国历史已经作出了最好最权威也最令人痛苦和愤恨的证明。请问：历来的“圣人”、大儒，谁是真正的爱人者？有吗？中国人为什么永远都在盲目轻信，为什么永远都在自欺欺人？ ( http://www.tecn.cn )
    互相拆台的中国文人，加上彼此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共同摧毁、抵消了中国文化和文明前进的动力。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只为了吃饭而活着，中国文人只为了做官而活着，然后是打打杀杀，王朝凌替，农民起义，翻来覆去。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人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高尚的文明呢？说来可悲，除了产生了几个大名鼎鼎动了真情哀号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所谓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哀号）之外，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创造了多少值得现在的中国人骄傲的思想领域的丰功伟绩呢？没有，根本就没有。说得非常不好听一点，两千多年来，在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严密垄断和控制之下，中国人几乎就像是做了一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黑暗之中的“白楼梦”，相比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思想的“文明”，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今天，我们之中居然还又有那么多人，仍然在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控制，还继续又想回到过去黑暗之中的“白楼梦”中去，这真是中华民族何等的悲哀？？？！！！ ( http://www.tecn.cn )
    比较一下中西方文人。西方文人不仅有对无限先验上帝（自然、宇宙）的信仰，更有对无限超验真理的追求；而中国儒家文人在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唆之下惟一只有当官的追求，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包括“孝悌忠恕”，乃至“爱”，也均是虚话，或仅仅限于家庭血缘内部的冠冕堂皇的假话，而并不具备宗教或形上真理的真正神圣普世的高尚。 ( http://www.tecn.cn )
    当官的路是极有限的，更是一条窄到不能再窄的“独木桥”，千万人竞争渡过“独木桥”，无怪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中国儒家文人们只能你推我搡，互相拆台，甚而更等而下之，玩弄人世间最卑鄙龌龊的手段，以挤垮乃至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可以说，整部中国的历史，所记录的内容，全都是中国文人彼此挤渡“独木桥”的丑态表演，而毫无一丝一毫作为真正“人”的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追求人类真爱的影子。 ( http://www.tecn.cn )
    西方文人（在过去多数是教士，在近代，多数是自由职业者，如思想家、科学家、教师、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在信仰上有共同“上帝”（自然、宇宙）的无限，在追求上有共同真理的无限。共同的上帝（自然、宇宙）信仰，共同的真理追求，构成了西方文人在不同的领域，甚至相反的领域，为实现共同文明的目标而可能进行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即使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甚至你死我活激烈的对抗，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总可能在最后“真理”的意义上达到共建文明之塔的奇效。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认为存在着一只“无形的手”，黑格尔则认为存在着“理性的狡计”。然而在中国的文人中，在中国人之中，却不可能存在这只“无形的手”和“理性的狡计”，因为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人）既无共同上帝（自然、宇宙）信仰的无限，也无共同真理追求的无限。中国人活着只为了吃饭，中国文人活着只为了当官。中国文人除了互相拆台，不可能形成整体文明的正合力，或只能使文明合力等于零，甚至等于负值。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明“捣蛋”史。而这一切，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谆谆教导”。而今天的中国人还在对孔夫子及其儒家感恩戴德，崇拜倍至。可以断言，中国人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其实就是继续准备从事对自身历史文明的“捣蛋”。我请同胞们认真听一听我的忠告。醒一醒吧！ ( http://www.tecn.cn )
    为了继续证明我的观点，我请网友们随便拿来两本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史》，尽管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一本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网友们一定可以发现，自古到今，虽然西方人之间思想斗争不断，甚至严重对立，例如唯实论与唯名论，唯心论与唯物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等等，但它们在总体上，却为整个西方文明之塔，我又另外称之逻辑之塔，或思维之塔（或树），作出了自己各自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因此，西方文人们所做的总的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正向进步的文明合力（合作之力，互相补台之力），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 http://www.tecn.cn )
    再来看中国的《思想史》，整个都是支离破碎，互不搭界，你敲你的鼓，我打我的锣，很多人其实说的是梦话，根本谈不上有“思想”，从而中国文人们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而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整体文明进化的实质性的合作。不说别人，就说孔夫子。孔夫子表面上对老子尊崇，说老子是人中之龙，却完全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念。对于老子的“道德”，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完全丢掉，自己另搞一套，既要用“道德”二字，意义却完全被篡改了。这不是中国文人的互相拆台是什么？你不同意老子，你可以批判啦，批判之后，再进行补充啊。有了批判，反倒可以有合作。孔夫子就是后来历代中国文人阳奉阴违、拆别人台的最早最坏的榜样。 ( http://www.tecn.cn )
    我同样欢迎网友们的批判，但我真为那些开口只会咒骂，而且是极其下流龌龊的咒骂的人们感到可鄙，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拥护者之中竟然还有如此把自己当作畜牲的人渣。连起码的人话都不会说。你有理你批判啦！即使骂，也请骂出道理来，我欢迎。 ( http://www.tecn.cn )
    （２００７，５，１２。）

Source: 黎鸣：为什么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国学资讯 - 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

Mon, 11 Jun 2007 01:44:05 GMT

“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还分别提出了仁的一些具体条目，例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即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在爱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广泛共识的“全球伦理”。1993年八九月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一百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为建立起公认的全球伦理，代表们在大会上经过长期讨论和反复修改，通过并签署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为全人类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Source: 国学资讯 - 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

汉字——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

Sun, 10 Jun 2007 22:25:55 GMT

汉字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的象征
文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汉语是世界上一种最为奇特的语言，其方言种类之多，语音差异之大，为世界各大语种所仅见。设若闽南人和东北人以各自的方言交谈，彼此只能是“对牛弹琴”，但如改用汉字笔谈，则相互间又不会有任何窒碍。正是由于汉字符号系统具有这种强大的超方言性，同一概念，尽管在汉语众多的方言里是用不同的音素来表述的，但记录下来的汉字符号却只有一个。自秦代统一文字以来，讲说各种方言的中国人都认同这个符号，认同这个符号系统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汉字能够被中国不同的方言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书写符号。我们很难想像，如果古代中国人不用汉字，而是像古罗马人那样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其后果将会怎样？有位上一世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斯（S.WellsWilliams）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他说，一旦废止汉字，用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那么中华帝国就会不复存在，中国就会分裂成许多小国。正如傅东华1940年在《书同文考》中所指出的，秦朝“同文之举，正所以继往开来，而首定我中华民族二千年来，文化政治统一之基础，其功不在禹下”。冰心也说过，中华民族始终是统一的，汉字的凝聚力居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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