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2007
多年前就想说了, 厕所洗手池设在门口只算是撑门面, 主要功能根本没实现,
更准确的说, 洗手设备只能和大小便池近距离集成,
不然完事之后实际上第一道都抹到裤子/裙子/拉链等等上面去了.
不过... 既然千把年都无人过问, 难道有什么必杀技能绕过?
手纸肯定不够吧..
3/23/2007
龙应台:我离世界有多远?——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
● 龙应台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 H. G. Wells
如果有机会,七○年代的大学生龙应台想对今天的大学生说些什么?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龙应台女士在《天下杂志》的邀请下,在台大校园内,与满场爆满的听众进行了一场全球化时代里的关键演说:「我离世界有多远?— 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 ( http://www.tecn.cn )
当各国政府纷纷投资教育,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竞争的时刻。大学生,这群台湾未来的希望,究竟应该如何准备自己,应该拥有怎样的国际观,才能跟上世界的脚步? ( http://www.tecn.cn )
「在台湾的这个关键时刻,这篇文章是我必须要说的话。」龙应台女士在撰写此文时的深深使命感呼应着《天下》在此时独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离世界有多远?」龙应台深思的笔,将为今日的台湾青年写下思索的道路。 ( http://www.tecn.cn )
七○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著书 ─ 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 http://www.tecn.cn )
11 山上的树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 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愈会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恶」中。 ( http://www.tecn.cn )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霜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 http://www.tecn.cn )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 ─ 这你明白吗?
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料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 http://www.tecn.cn )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锻造冶炼自己之外,也没有别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这些,否则人不能做什么。 ( http://www.tecn.cn )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沙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 http://www.tecn.cn )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 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 http://www.tecn.cn )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 http://www.tecn.cn )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思想的纪律,绝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 http://www.tecn.cn )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 http://www.tecn.cn )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朗诵又难记住的句子: ( http://www.tecn.cn )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年代的大学生 ─ 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 (注一) ( http://www.tecn.cn )
不是教育,就是灾难
从罗家伦到七○年代,中间是三十年。从七○年代到今天,中间又是三十年。在距离罗家伦「新人生观」的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七○年代的大学生能对今天大学生说什么呢? ( http://www.tecn.cn )
六十年间,有两个关键的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推动,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学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学生不再是「救亡图存」的众望所归。在「人人都能上大学」的结构里,大学生逐渐从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转化为井然有序的螺丝钉 ─ 在民主开放的社会里,家国重任的屋顶依靠的不是几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摊给了无数的小钉细目。 ( http://www.tecn.cn )
小钉细目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样的结构里,教育的目的 ─ 从小学到大学,便很清晰:君权时代你必须培养贵族和菁英来领导国家,民主社会的有效运转,却得依靠大批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和义务。用教育来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献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国王Pericles的「阵亡将士国殇演讲」里所揭示的: ( http://www.tecn.cn )
[和斯巴达比起来]我们的宪法不是从别人那儿抄来的,反倒我们是别人模仿的典范。我们的制度尊崇多数决,而非少数,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民主。在我们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阶级和贫穷都不能凌驾于能力的表现,有能力必被拔擢。我们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领域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我们极端宽容,却不流于混乱……我们培养品味但不失之奢华,我们学习知识但不流于无力……我们的公民勤于工作,但对于公共事务又极具判断仲裁之能力。其它国家把公民的意见当作欲去之为快的「麻烦」,我们却认为公民参与是智能决策的必要前提。 ( http://www.tecn.cn )
观念之前进,态度之自信,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比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统演讲还要气魄从容。 ( http://www.tecn.cn )
也是基于对公民教育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历史学家H.G.Wells在《历史大纲》(一九二○)里写了这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注二)这句话不断地被政治领袖引用,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养有知识、有思辨力、有担当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执而起的血腥灾难。 ( http://www.tecn.cn )
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眼前的歧异纷争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决定在我们 ─「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发现,三十年后,竟然又绕回到我青年时期读到的沙特。然而这并不奇怪。沙特打过仗,当过德军的俘虏,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积极地从事地下抗敌工作。他太清楚战争与和平在一线之间,一念之间。 ( http://www.tecn.cn )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里指出,二十世纪直接死于错误的统治者或政府决策的,有一亿八千万人。如果台海两岸的政治领袖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拔河竞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负责教育的人不知道培养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担当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们的青年人不知道历史的后果其实就来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这一代人,谁说不可能和罗家伦、沙特一样,又成为战争的一代呢? ( http://www.tecn.cn )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罗家伦时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间,第二个关键而巨大的时代变异,是全球化。科技的发达不仅只改变了空间距离,更颠覆了六十年前的国家主权观念: ( http://www.tecn.cn )
一个希腊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国或欧盟任何一国,在那里永久居留,他可以就业置产,可以投票选举,甚至可以自己参选。跟他谈传统的「爱国」,从哪里谈起?他要效忠哪一国? ( http://www.tecn.cn )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九国和第十国的护照,最后他在第十国埋葬 ─ 请问,他要「爱」哪一个国家才叫「爱国」? ( http://www.tecn.cn )
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在政权倒塌之后,被国际法庭通缉,审判,他在位时的所有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民族国家,显然也不再那么绝对。 ( http://www.tecn.cn )
石油的价钱和货币的浮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国策;一个地区的传染病可以迅速扩及全球;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挑战国土疆界;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环境协议可以挑战国家主权,迫使个别政府妥协;一个国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响几万里外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生计;一个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胁到万里外另一个海域;百万的商人在外国注册,向外国缴税;千万的移民在流动迁徙,更换国籍;成亿的人在网上接收讯息,拆穿了自己国家的谎言;饥荒和疾病、战争和屠杀,以及饿死的孩子的无辜的眼睛,在罗家伦的时代,只有发生在自己的村子时才会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来到眼前,无处闪避;北极的冰山溶解,全人类惶恐战栗。 ( http://www.tecn.cn )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纪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时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们今天仍旧跟公民只谈如何爱自己的国,就犹如在一株大树的顶端全力筑巢,浑然不知大树的中节冒烟起火,大树的底端树干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钢锯锯着。 ( http://www.tecn.cn )
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学生,面对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么「基本配备」?
显然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多人的焦虑来源了,针对这种焦虑,各形各色的因应全球化「指南」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题目叫「迈向卓越」或「菁英必读」的书籍和杂志永远被摆在书店进门最显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个或一群穿西装的男人,两首交叉在胸前,带着极度自信的微笑,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书籍或杂志会把「竞争」或「实力」写在封面,警告你早做准备,全力冲刺。整个卖书区,弥漫着一种全球化「来袭」,害怕掉了队的恐惧,或者说,恐吓。 ( http://www.tecn.cn )
我讶异的是,为什么全球化的挑战是以这种面貌出现呢?这里有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何以你只看见强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经济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的暗面 ─ 譬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譬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譬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和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剥削等等 ─ 却不见踪影。为何「指南」书籍和杂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强者」队伍,却不教你如何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觉者的行列,检验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批判全球化的恶质发展? ( http://www.tecn.cn )
问题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议题,哪里只在竞争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条逐渐下沉的船上,去抢电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没有意义,那么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里,缺乏宏观与深沉思维的竞争又有什么意义?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国企业增进经济利润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种种文化价值冲突、贫富不均和环境掠夺的问题。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议题是人类社会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等问题,怎么到了我们的书店里,全球化的教战「指南」却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游戏规则里竞争得利,挣钱抢先? ( http://www.tecn.cn )
思考全球村的未来的责任,难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罗家伦时代,大学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识和行动参与来对他的「国家有难」负起责任,我们今天对大学生的期许,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国家」而必须以「全球村」为单位来思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今天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单一国家的解决。以单一国家为范围的公民意识势必要转型成另一种东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识」。 ( http://www.tecn.cn )
全球公民意识
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很多先进国已经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个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网页,探讨的议题包括: ( http://www.tecn.cn )
·儿童权益
·国际财政
·沙漠化
·自然灾害
·教育
·和平促进
·环境
·脱离贫穷
·食物安全
·国际难民
·性别平权
·稻米与农业政策
·农村发展
·都市化问题
·全球健康
·志工
·爱滋病
·水资源
·人权
·政府管治
点进「沙漠化」一栏,首先学的是关于「沙漠化」的常识:
1.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不可耕的沙漠地。
2.每年有六百万公顷可耕地因为沙漠化和土质恶化而成为不可耕的荒地。
3.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受到沙漠化影响。两亿五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害于沙漠化。其中大部份是贫穷地区的人民。 ( http://www.tecn.cn )
4.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约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续恶化中。
5.二七%的中国国土已经沙漠化,并且每年有两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沙漠。约四亿人口居住在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带给中国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十五亿美元。 ( http://www.tecn.cn )
6.沙漠化带给全球每年的经济损失大约四百二十亿美元。(联合国资料)
如果学生挑选内蒙古作为研究课题,教学手册建议老师将学生分组,以六个不同角色和立场来进行研究和辩论:蒙古牧民、中国官员、国际环保组织、志工、旅游业者、观光客。牧民对沙漠的历史情感、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他的经济需求,与政府官员从国家治理出发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国际环保组织所注重的环境层面,很可能和当地推动沙漠观光旅游的业者利益有直接冲突。观光客在享受越野车横扫沙漠的同时,又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常识和价值观,才不会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无知「共犯」?要解决内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扩大问题,这六个认知不同、立场矛盾的团体需要如何处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 http://www.tecn.cn )
认识问题之后,是行动。网页接着告诉学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经有了什么具体作为,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又做了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 ( http://www.tecn.cn )
加拿大一个典型的教学网,议题之一是爱滋病的问题。第一步,是知识的建立。
知识,可以是数字和地名的背诵,也可以是复杂思辨的挑战。关于爱滋病的解说,内容竟是这样的:
自从一种抗爱滋的新药(ARV)问世之后,北美洲的爱滋病患者就得到某个程度的重生 ─ 他们虽得病,还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药价昂贵,一个人一年至少一万美元,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国家所负担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发展出制药方法,在一九九七年开始生产,药价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将这低价的药外销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去,使穷人也能得到治疗。但是这个做法却违背了智能财产权的保护原则。原生产药厂也强调,如果研发新药的智能财产不被维护,将来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于新药的研发,对医药学的发展将是严重的打击。 ( http://www.tecn.cn )
学生们必须研究和辩论的是:穷人的治疗权和研发的智能财产权都是极其重要的原则,但是两者相冲时,怎么办?WTO如何解决这样的两难?专家们对WTO这样的组织又有些什么样的批评? ( http://www.tecn.cn )
对于贫穷问题,学生所学的基本常识是,全球有七亿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两百万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饥饿而死亡。但同时,全球其实有足够的粮食生产,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三千五百卡的热量分配。所以人间有饥馑,并不因为粮食不足,而因为粮食的运输和分配有致命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国际乐施会的公民教育网页非常注重个人行为对于全球环境影响,学生认识到的数字是这样的:
假定你一天喝两杯咖啡,那么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仑的咖啡粉,它来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这些咖啡豆产自哥伦比亚,就意味着你一个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树。要栽培这十二株咖啡树,农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两杯咖啡等于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残渣流入并且污染哥伦比亚的河川。 ( http://www.tecn.cn )
原来全球化一点儿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个人在每日生活里所做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有关。学生认识到,自己买来穿在脚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国的厂商剥削贫国横夺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个进口米特别便宜,可能是以本国农民的生计为代价;美化自己房间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厅里点选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种减少。 ( http://www.tecn.cn )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点是,它不止于知识层面而强调参与和行动。譬如咖啡的生产和供销过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因此乐施会固然对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要求: ( http://www.tecn.cn )
·协助咖啡农生产多元化,减低对咖啡的依赖性
·发达国家减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增加农民的选择;资助农村发展,给予农民在资金与技术的支持,逐步发展其它生产 ( http://www.tecn.cn )
同时对咖啡贸易商施加压力,要求欧美贸易商: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高于成本,并可支付基本生活开支)向农民订购咖啡豆
·应与农民订下长期合约,以免农民受短期价格不稳而无法维持农田的生产水准
·协助农民改善农产品质素,加强咖啡生产的可持续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采取行动:
·购买公平贸易货品(注三)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贸易货品,以供选择
·参与消费者运动,向企业提出全球公民的关注点和要求
大学生的基本配备
这些先进国家在进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传统的本土「爱国教育」,从前所标榜的道德标准 ─ 不外乎忠诚礼义勇敢负责等等,也早已转换为对于地球和全球社区的关怀和行动。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课程都不是为大学生设计的;教学对象,是小学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于大学而始于小学。 ( http://www.tecn.cn )
国际乐施会对「全球公民意识」下这样的定义:
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深切认识到人类需要去理解并且积极以行动去解决全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以行动去保障它永续的未来。
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 ─ 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
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关照面超过他的本土而且自觉是全球一员
·他尊重多元的价值
·他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连与运作有所了解
·他对不公不义的事会感到愤怒
·他会参与,不论是当地的或国际的事务
·他愿意以实际行动来为地球的永续努力,他对人类社区的未来有责任感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鸿堡分校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念一段誓词,「在选择工作或服务机构时,我务必考虑该项工作及所服务机构是否承担对社会及环境的责任。」学生组织Student Pugwash USA拟出另一个版本的大学生誓词: ( http://www.tecn.cn )
我承诺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应用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念。我拒绝将我的所学用在对人类或其环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业追求务必以道德为优先考量。此后个人生涯将压力备至,然而我签此誓言以表达我的认知:每一个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是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注四) ( http://www.tecn.cn )
做这样宣誓的大学生显然已经认识到,努力打拚变成一个公司总经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标,如何让地球永续,让世界公平,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志业。 ( http://www.tecn.cn )
如果台湾的大学生也有这样的认识,他可以怎样地自我要求呢?
1.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远不过时。马丁.路德.金加以诠释:「教育的目的无他,就是教会一个人如何评估事证,如何判断虚实,如何厘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实和虚构。」(注五)台湾在民主开放之后,对社会最大的挑战毋宁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与白之间,出现众多层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为全民课题,更凸显一个事实:没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沉沦。 ( http://www.tecn.cn )
2.知识的建立。当我看见澳洲的小学生在学习内蒙古的沙漠化问题,德国的初中生在探讨南亚海啸所引发的贫富不均问题,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辩论欧盟和美国农业补助政策对加勒比海贫国的伤害,英国的社区学校在讨论全球暖化的因应对策,反比台湾的状况,不免惊骇。三十五年的国际孤立,台湾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区之外,集体自觉边缘,全球意识难以建立。政府决策者以锁国心态治国,媒体业者以一种病态的内视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国际孤儿处境有关。在火热的、短线的政治权力斗殴里,真正重大、攸关未来的议题很容易被认为空泛、遥远、不切实际。 ( http://www.tecn.cn )
可是,我不认为列强在中亚储油资源丰富地区的纵横捭阖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伊朗的核武发展与台湾的安全无关;我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人权的态度与台湾的未来无关;我不认为北极的冰山暖化与台湾的生存无关;我不认为全球水资源的匮乏与台湾无关;我不认为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台湾的处境无关;我不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地位……。 ( http://www.tecn.cn )
我不认为台湾可以在孤立的心态中继续存活。
萧伯纳曾经极其讽刺地说,大学生在毕业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学校教过他的东西,才能真正面对社会。我也想说,在一个心态封闭的社会里,台湾的大学生必须自力救济,怀疑所有领导人和教育部长的论述和话语,建立自己的知识库,越过无能而混乱的政府,越过低智的媒体,自立与全球的知识网接轨,才能真正地面对二十一世纪。 ( http://www.tecn.cn )
3.行动的能力。在整个华人世界里,素质最高、行动力最强的公民群体其实就在台湾。街头的动员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议、压力团体的运作、国会程序的翻案、媒体的调查揭弊、司法途径的争取、社运团体的串连等等,台湾人远远走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先锋。只不过关怀的范围大多局限于岛内议题,很少对于全球的探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可以以极大的格局带头关心全球议题,开创社会风气。 ( http://www.tecn.cn )
4.品格的培养。不知道是什么促使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
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一个人深刻的思考,并且善于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这里,那么教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善思辨但是毫无品格的那个人……我们必须深深记住:头脑聪明是不够的,头脑聪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注六) ( http://www.tecn.cn )
他是在说希特勒吗?他是在说毛泽东吗?今天的台湾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有痛楚的体会: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得到一流的专业训练,却不知同情心、正义感、廉耻为何物,如果他善于思辨却无法判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为分际,如果「道德」在他的价值观里没有一个指导的地位,我们只不过在培养将来很有能力危害社会的人罢了。 ( http://www.tecn.cn )
思辨能力、知识、行动力等等,都是闯荡开拓的动力,但是没有一条船可以没有锚。品格,就是锚。没有锚的船将随风势飘荡不知所终,没有品格的人才也会使社会暗夜盲行,迈向触礁沉沦。 ( http://www.tecn.cn )
核心价值的永恒
四○年代的大学生教七○年代的大学生:思想的锻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社会的承担。七○年代的大学生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思辨的能力,知识的建立,行动的参与,品格的培养。有哪一件,不是罗家伦和沙特所说的呢? ( http://www.tecn.cn )
也就是说,六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何其之大,而核心价值的变化又何其之小。罗家伦和沙特所处的都是尸横遍野的血腥时代,他们思虑的是,要怎样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进,经济翻转,但是当年最关键的问题 ─ 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蚀或毁灭,今天仍旧是最关键的问题,只是范围提升至全球,而且更为迫切。 ( http://www.tecn.cn )
今天掌权的都是七○年代的大学生。掌权者愈是在乎权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狭。如果说今天的大学生有什么优势的话,我想他们趁着年轻的理想特质,趁着全球化的新知汹涌,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开阔的全球视野来挑战七○年代的大学生,也挑战自己的成长。
Source: 龙应台:我离世界有多远?——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天益: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3/20/2007
perceptually speaking..
用过实验室的Sennheiser HD 6xx系列的耳机和$35,000的Wilson音箱(带phase dealy correction) 外加Bryston功放之后耳朵才又上了一个档次, 一日头一次发觉了Getz + Gilberto里hihat贯穿天灵盖的声音, 痛苦也来了, 回到家里原来那些100RMB以下的耳机包括MP3原配的Sennheiser只能听8bit电话录音. 过去自压的128kbps们也变成废品一般.
motion picture也是一样的效果, 6FU后无生活片; X-FILES后, CSI/24h/脱狱之类的没法看; NHK/工作狂/神无月之后一段时间新番动漫也全无意义; 电影就更是不敢乱碰. 解决是全面转入doc films...或者睡觉.
3/19/2007
新形势新需求, 屋里要敞气音箱就不能嚣张,
eBay上2x刀拿下这个全新, 虽然低频上色很重,
但中段, 高端都很清晰,
听时所有软EQ的低端压下去就成,
ergonomic设计本来还不错,
可惜我头尺寸大了点, 时间长了稍紧,
也好, 警钟长鸣.
最大的毛病...不知道算不算问题....
胃口很大, 所有128kbps的失真都变得无比突出....
P.S. 发现其低频响应比想象中来得动态, 似乎只会对有夸张Attack的低频内容有刺激, 喜欢.
3/15/2007
Source: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咖啡日语学习资料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王彬彬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 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
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
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 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 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 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 “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 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 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 “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 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
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
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 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 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
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 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致?具体地说,当“政治”、 “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 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3/14/2007
一工程师走路上,
路边沟里一青蛙叫他:
官人, 你吻我一下, 我就变一美丽的公主与您同行.
工程师微笑, 捡起青蛙放外衣口袋里继续走.
一会儿, 青蛙又说:
官人, 你吻我一下, 我就变一美丽公主做您女友陪您一个礼拜.
工程师掀开口袋, 拿出青蛙, 微笑, 又放回口袋, 继续走.
又过一会儿, 青蛙又说:
官人, 你吻我一下, 我变一美丽公主做您女友侍奉您一年, 要我干啥干啥.
工程师行为同上.
青蛙怒了, 叫道:
你大爷, 我都这份上了, 你Y倒是给点反应啊!!!!
工程师说,
我搞工程的, 没时间谈恋爱, 不过,
嘿, 会说话的青蛙, 真tm酷~~
3/12/2007
原来kakyo也是日语华侨的意思. 收下.
Maher, John C. (1995). "The Kakyo: Chinese in Jap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16 (n1-2): p125-138. Retrieved on 2006-10-27.
3/10/2007
神作, 难以想象其余一无是处只用1小时扫完的低成本12话短篇可以给我如此印象,
不得不发出再次的吼声: 百合最高~~~
百合/GL作品目前的最高水准了, <strawberry panic>这类故意闪过异性恋避实就虚服务于NP主义大叔们的, 包括<nana>动画版的百合元素都可以一边休息去了. 迫于伦理和市场压力下, 介错大人给草草包上了日本神话和机器人几个保证收回成本的保鲜膜, 透出的却是作者百合观的万丈...光芒...!
构思方面日月大蛇很成功地加密了同性/异性之爱. 音乐画面皆属正常发挥, 攻受双方主役声优川澄绫子和下则屋子的表现无可挑剔, 最终话双方更是演变成对攻局面, 诗般的对白令人动容.
回头看看, 宏观拼接几大商业元素, 微观支离破碎四处老套, 杀必死, 节省纸巾的安慰奖大团圆, 特别是不能爱而育人恨以求死于爱人手下而解脱的自我牺牲, 这样一部作品何以能奉为百合最高, 甚至在非/反百合众中夺营拔寨...?
于我, 和打动自己的同性爱作品相似, 答案不在同性爱本身, 而是对近乎亲情的纯爱的毫无掩饰, 作者介错知道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且用不顾一切的姿态把它一气爆发出来. 现实摆在那里, 不光酒后敢于吐露其爱在遥远过去的一些已婚友达, 连初中生都知道琼婶, 韩剧, 后宫, 和学园恋爱是扯淡了; 承认不承认, 精神恋爱在异性恋疆域里已经在萎缩, 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早已被知识武装的交感神经全面戒严, 至少码字的同志们给了不少信号, 包括缺乏规律性生活的各路中青年WQ/FQ们. 感谢伟大的文革,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和计生委.
像原来转过<blue>的一则影评说的, 百合如同是爱的最原始形式, 同时, 于同性爱的语境之下, 两个纯洁女性的相互依恋并不像BL的对应连结那样对性别符号的共识有多少颠覆, 这或是百合在两性新人类中都有大量从众的根基.
为了设计实现便利和满足腐男腐女们, 少女革命, 惊爆草莓之类于封闭世界观之下将攻方直接设计成王子公主的异性恋模式. <神>则完全面对了百合和直恋的交锋, 利用神话也绝缘了生理要素, 因此一切尽在情感和精神的砝码, 也许是交给剧中人和看客自己判断, 在基因里充满了宿命和准则而外界资源和界限不断重组的时代, 穿行人海照章办事之余, 什么是我们最想拥有的感情.
最后, <神>中代表日的是柔弱却温暖包容的来栖川姬子而不是熊熊的阿波罗, 代表月的是被日的祥和照亮而更加勇敢高贵的姬宫千歌音而非一人一兔深居寒宫的嫦娥.
下辈子百合.
3/9/2007
特定门派的音乐混成是不会发生交通意外的.
具体说来信号音乐和旋律音乐或者电影/TV节目三选二基本不会出错.
前提是那对耳朵也要...
下午听last.fm的microsound台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电影对白,
看了半天艺人介绍没发现类似线索, 机器也没有开播放器什么的..
等到突然响起X-FILES theme才明白怎么回事: 本地开了个远程桌面,
我远程机器那边可能开着X-FILES的音频截取程序忘了关....
效果倒是颇为享受的.
媒体自组织吧.
3/8/2007
Guy Concordia地铁站看到的
另去听了Marvin Minsky的讲座, 主要是他新书emotion machine的dd.
调调里对未来美国基础学科研究前景十分悲观.

3/7/2007
affection is all i want in a ship.
3/1/2007
除却后代质量的考虑, 乱伦的禁忌也许是源于人类不喜欢人际关系中出现递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