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三表致敬, 看完这篇终于可以安心去睡了~

一本书的多灾多难史

带三个表 @ 2007年01月30日6:40

半个月前，在南锣鼓巷的一个酒吧，我签了人生的第四个出版合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海啸，没有地震，没有天灾人祸，我今年应该会出一本书，这本书早在8年前已经出版过，这次是修订版，它叫《欧美流行音乐指南》。

今天收拾书，又看到1999年版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翻开扉页，看到我当年给自己写了一句话，看着这句话，我又被自己感动了一下。因为这本书要修订再版了，所以，想把一些记忆整理一下，算是给自己留个纪念。其实，每次想到这本书，我都一肚子眼泪。

（一）
那是万恶的1991年，大约是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韩寒，我那时候有个习惯，每周去一次东华门，看看音像店里来了什么新唱片，到新华书店看看有什么书。当时东华门与南河沿交界口有个公交车站叫锡拉胡同，车站对面是郑渊洁开的一家皮皮鲁和鲁西西专卖店，我从来没进去过。那天我惯例在锡拉胡同等车，在对面的专卖店前面有个卖报刊的人，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车上挂着很多报纸和杂志。车半天不来，我闲着无聊就走到对面，想买一份报纸打发时间。走到近前，我看见车把上挂着的一个绿帆布袋里放着一摞杂志，我只瞥了一眼，见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印有“摇滚乐”三个字。我那时候对这三个字相当敏感，便顺手抽出一本，这时我才看清楚标题：《崔健：摇滚乐诱惑之谜》。我的血压升高了估计有一寸，二话不说，先买三本。

回到家里，我开始逐字逐句地读，看了不到三页，我就感觉作者有问题，仔细一看，有三个作者，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即今天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还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另一个我忘了。几年之后，那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记者，因为沈太福案受贿被判刑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本书呢？因为其中那个北京广播学院的作者和《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有直接关系。这本杂志叫《文苑》，后来也是因为发表这篇关于摇滚乐的文章而停刊（不知道小强老师是否还有这本杂志）。这篇关于摇滚乐的长篇大论，除了前面有一点关于崔建的采访，后面是七拼八凑，来源主要是薛范先生的《摇滚乐史话》和《音像世界》杂志诸期的文章。那时候我刚认识章雷不久，很多文章抄的都是他在《音像世界》上发表的文章。这几个作者其实对摇滚乐一窍不通，比方说，《音乐爱好者》杂志在连载薛范先生的《摇滚乐史话》文章中出了不少错，“UB40”乐队的名字错印成“UBAO”，这哥仨抄的时候也连错都没改。当时弄得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翻出录像带，看着UB40的video，发现人家的字幕上写的就是“UB40”。

然后我很生气，照着杂志后面的地址就给广播学院的那个人写了封信，信里把他们骂了一顿。几天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里面他很诚恳地说，他们不懂摇滚乐，但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刺激性，就做了一个单行本，所以抄了一些东西，对此向作者道歉之类的话。那时候人们还都好，知错就改。不像现在，打官司输了都不承认抄袭。

既然人家态度这么好，我也就不计较了。信里面，他说，如果你对摇滚乐感兴趣，我们可以合作，我就是一个书商，可以出一本摇滚乐方面的书。并留下了电话和寻呼机。几天后，我跟这个人联系，很快我们就见了面，他说了自己出版的想法，我觉得挺好，让更多人知道摇滚、喜欢摇滚，是件好事，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很压抑的背景下。但我说，可能我无法胜任，我有个哥们叫章雷，他比我牛，于是我就把章雷推荐给这个人。

（二）
1991年夏，章雷同学顺利地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毕业前，我去学校找他，这时，见他手里拿着一摞书稿，这么快，原来都开始操作了，我问章雷什么时候出版，他说明年吧。

我等到第二年，没见书出版，倒是等来了章雷的电话。有一天，他从杭州打电话给我：“我马上要出国，去斯洛伐克，估计两年后才能回来。”我当时心里一惊，我倒没想到这本书，我想到的是，我们连载的《对话摇滚乐》怎么办。他说，只能通信了。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往返一封信大约需要半个多月时间。后来，连载是在我们天各一方状态下进行的。那边厢丁夏局长（当时还是编辑）为下一期稿子望眼欲穿，章雷的稿子还在欧亚大陆上游荡。

章雷说：“有件事要拜托你帮帮忙，我觉得也只有你能把这事做好，就是那个摇滚乐的书稿。”反正大意就是我出国了，稿子弄完之后你帮助校对一下，然后写一篇序。我说没问题，让出版社的人跟我联系好了。

几天后，章雷同学坐上了去斯洛伐克的飞机，那个广播学院的人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们约好了时间地点，好像是真武庙附近的一家破饭馆，他点了几个菜，书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饭桌旁边。我们边吃边聊，关于这本书出版方面的事情。他问我：“你需要多长时间能看完？”我看着从塑料袋里面透出来的几行字，便不假思索地对他说：“至少半年。”他把头摇得差点掉下来：“不行，20天可以吗？”我也摇头：“不行，我的直觉告诉我，错误肯定很多，需要慢慢看。”他说：“反正没什么病句和错别字就行，书总是有错的。”我说：“如果我看，就不能有错，至少我看出来的地方不能有错。”他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要求。

我为什么要说用半年的时间看完一本79万字的书稿呢？因为从塑料袋里漏出的两行字里面我就发现了三处错误。

（三）
事实上，这本书稿的错误比我想象的多得多。第一，是因为行文不规范，要统一，比如格式、人名、歌曲名、标点符号……出版就是这样，必须符合出版物的规范，而这本书的作者有好几十个，大都没有出书经验，我也没有，所以也导致后来我在这本书上花的时间很多。第二，我到家才发现，他给我的是大样，没有原稿，如果没有中文原稿，英文原稿也可以，可是英文原稿也没有。你他妈让我怎么校对啊。

我只好给这个书商打电话，他在电话里把我埋怨了一通，意思是，你大概看看就行了，干嘛那么认真，时间最重要。我当时真不知道“时间最重要”这句话的重要性，因为我拖了时间，所以后来一步不赶点，他妈的步步不赶点，弄得这本书跟中央电视台的《走进伪科学》一样曲折离奇。

好说歹说，他终于给了我一部分原稿，问题是，中文稿跟英文稿还都不是一回事，因为这本书参照的原文资料有好几本书，书商只给我其中的一本书的原稿。更要命的是，对照原稿，也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乱七八糟的，经常是几百字的段落就没翻译，前后接不上，我怀疑是录入员忙着跟男朋友约会，一着急多翻过去几页没有录入。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不合格的打字员经常约会，马马虎虎，心不在焉，漏掉的大段地方有十几处，我还得替她补上去。而且，一些很关键的词条没有选入进去，我还得找人补充翻译。

到底我要改多少地方呢？这么说吧，大样四周的留白处都被我写满，校对一遍下来，我用掉了6瓶涂改液。我那段时间正好辞职，每天上午10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然后我出去跑步，然后回来睡觉，这样的日子过了小半年，总算把书稿校对完了。这期间，那个书商总催我。我说既然你让我过目，那我只能认真帮你弄出来，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呢，章雷还怕呢。

后来我才知道，章雷也没来得及把全部书稿看完，就被书商要走了，我记得只有一部分我看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没什么错误，人名翻译都是按照新华社标准，跟章雷打听是谁干的，他说，这部分是一个叫张健敏的人翻译的。“难道就是那个朱熔基的翻译？”我问，“没错。”章雷说。后来从章雷嘴里得知，当初那几个政治局常委的翻译当中，有好几个人参与了这本书翻译工作。

书稿翻译完了，把它交给了书商。然后就等着二校出来。大约又是半年，二校出来了，错误仍然很多，但至少比一稿看着顺溜多了。我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把二稿看完，跟书商约好时间地点，见面把书稿交给了他。书商说：“三稿出来之后，你就别这么认真了，大概看看就行，然后赶紧出版。”我说好，他妈的为了这本书，我连工作都不敢找忙的，尽找些清闲又不挣钱的工作。你以为我愿意整天看这些书稿啊。

书稿交给书商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噩耗：“书稿在送工厂的路上丢在出租车上，没有找回来。”你大爷！你的意思是我还要重新看一遍二校么？他说都在交通台做广告了，还是没找回来。我还能怎么办呢？只好重新再看一遍，又是小半年过去了，二校终于看完了，这次我留了一个心眼，去复印店复印一遍，你想想，七百多页，差点让理光复印机专卖店的小姑娘崩溃，为了安抚她，我给她录了不少磁带，她很高兴，没事就帮我偷偷复印，这样能省下不少钱。后来弄得我差点爱上这个小姑娘。

1993年，我把二校书稿交给了书商。然后就等着他把清样给我，半年过去了，没消息，又半年过去了，还没消息。这一等就是两年，后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便打电话给书商。书商说：“最近出了本书，因为违规，被罚了不少钱，而且做了一本成本很高的古书，结果砸手里了，资金周转不开，实在没能力再出这本书了。”

我听到这些话，差点哭了，妈个逼的，你拿我玩呢是不是？我问：“那你说怎么办？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吧？”他说：“要不这样，你能找到出版社，你就拿去出，但是你要给我一笔费用，因为我当初为了做这本书花了两万多块钱，我也不跟你要这么多钱了，你给我1万块钱就行。”

当时别说1万块钱，1千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当我离开他的那个堆满书的地下室仓库，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他妈这是为了什么啊？三年多的时间，等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时候章雷已经回来，我问他当初合同怎么签的，章雷大致说了一下，我才知道，这合同够黑的，真在他这里出，也得不到什么。我一定要找个出版社，就不信这本书出不来。

（四）
这时候，天津的一个朋友要弄一本摇滚乐的书，找到我让我写序。当我跟他聊起我这本书的遭遇时，他说：“算了，我这本别弄了，直接出你这本吧。”我说：“他说要1万块钱才能把书稿赎出来。”这个天津朋友说：“没关系，我跟他谈。”

然后，我带着天津朋友找到那个书商，那个书商仍然咬定拿钱赎出来。朋友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递给这个书商：“我先交一部分押金，先让小峰回去看书稿，下周我来北京把剩下的钱给你补齐。”那书商倒也痛快了很多，从保险柜里把书稿取出来给我。然后跟我说：“出版时主编的名字必须署上我，同时还要给我8千元编辑费。”我当时二话没说都答应了。心里却说，你想得美，还好意思提出这个要求？

一个星期后，我天津的那个朋友还真来北京了，不过不是给书商送钱，而是给他送了一箱子VCD，他说出门钱带的不够，正好来北京进货，所以先送点电影给你看看。那书商倒也没说什么。就这样，把书商糊弄过去了。

等我看书稿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狡猾的书商把其中的一部分大约有100页的书稿抽走，也就是说，从I到M这部分词条没有。我想象得出，他一定会认为我发现这个问题会跟他联系，然后他说：“把剩下的钱补齐我就把剩余的部分给你。”美得你，他可能忘记了，为了怕书稿再次丢失，我都复印了一遍做底稿。拜拜了您哪。

这时已经是1995年下半年，这本书的资料大都是取材1985年英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摇滚百科全书》，这本书截止的时间大约是1984年。也就是说，我如果把这本书拿出来出版，基本上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时效性差了10年，而且还有版权问题。我当时就犹豫，如果再增补一些内容，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这等于我就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本书上，说心里话，我已经怕了，而且出版社都没找落。但是不增补，这本书谁还会买啊。

犹豫了几个月后，我一咬牙，增补。然后我又找了一批人开始增补。这时候已经是1996年，我开始上网，能查找到更多资料，这一增补不要紧，原来书稿有79万字，增补完之后，已经有150万字。这么多的量没有出版社感兴趣，于是我又删掉了最初书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一共有136万字（word里面统计字数，按出版物统计字数还要多）。之后，我陆路续续增补，到1997年底，所有书稿增补完毕。

（五）
接下来开始找出版社。我先后找到了七八家出版社，人家一听一百多万字，立马就没兴趣了，所以耽误了有将近一年。那时候，我没事总去付雄的音像店里买唱片，有一次，他的女朋友江濒跟我说，你那本书什么时候出啊？我说还没找到出版社呢。她说，我认识一家出版社，你要感兴趣，可以跟他们谈谈。然后她就把我介绍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接待我的是个女编辑，叫苏蕾，她对流行音乐挺感兴趣，之前还编辑过一本类似的书。但出不出不是她说了算，上面还有主任和主编。

编辑部主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跟我说：“你给我一部分书稿，我先看看内容是否符合规定。”于是我就给了她大约30页的书稿，这时候好像是1998年春天。半年过去了，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这个主任给我打电话：“你的书还出不出了？怎么不跟我联系？”奇怪，出不出是你们决定的，我整天打电话催，你们不烦啊？况且，我从来就不爱低三下四求人，要真想出你干吗不跟我联系呢？

但不管怎么说，出版有眉目了，我就跑到朝阳门内的九爷府，找这个主任。一见面，主任就很热情，跟以前爱搭不理形成强烈反差。她热情地说：“有一天，我回家，把书稿放到桌子上，被我女儿看见了，她就兴奋地对我说，妈，你们要出这本书啊？我说怎么啦？她说：我们同学都特别喜欢摇滚乐，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位主任对这本书突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她女儿的这番话。至今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她这个女儿，这是个多么高瞻远瞩的女儿啊，这是一个多么恰如其分的女儿啊，这是一个拯救了一个摇滚文艺青年灵魂的女儿，这是一个让一个摇滚文艺青年无法安放的青春终于找到归宿的女儿。主任她女儿啊，我爱你。说句心里话，要是她女儿在我跟前，我会像冯小刚一样给她跪下。

有时候，故事的发生就像电影情节一样。

（六）
这本书终于提上出版日程，但接下来的一切又让我颇为失望。编辑、编辑部主任这两关都过了，该轮到主编了。这个主编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欺负我们没有出版经验，他列出一万多个理由来证明只有我们多出一部分钱才符合中国的出版规定，这个屁话谁相信呢？

问题是，我那个天津的朋友也够晕的，之前他跟我说做了好几年书商，这个市场门儿清。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谈判吧，我是两眼一抹黑。谈判是很艰苦的，我坐在那里，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几次我想站起来，想告诉他们：“老子不出行了吧，别这么欺负人。”但我看天津的朋友谈的颇有兴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以我这个不懂出版的人来判断，我们都已经被当成傻逼糊弄了，你怎么还跟他们谈？

最后的结果是：首印6000册，出版社出纸钱和印刷费，其余所有投入都有我们承担。最操蛋的还不是这个，我们要承担2000册的销售数量，而且是五五折从出版社购买，比批发价还贵，而且还不能进新华书店，但是他们可以走二渠道。我前世欠你们出版社是怎么了？我就不明白，这笔糊涂账也不知道那天津朋友是怎么算的，居然就接受了，这他妈不是明摆着的《南京条约》吗。

1999年4月，我和出版社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我这个人，做事总想着别人，因为钱是人家掏的，出门就问我那个朋友，问他能不能把钱赚回来，不然就是害人家。他给我算了一笔弯弯绕的账，我过程都没听明白，反正意思就是2000套都卖出去（七五折出手），肯定能赚钱。可我觉得丫肯定赔钱，但我不会算这里面的账。

事实上，出版之后，我们五五折进货，至少六五折卖出去才能多挣一点钱。可我这个天津的朋友到图书批发市场一打听，现在的书都是五折批发，你就算是五五折批发都没人要。我在海淀图书城的一家书店看到，68块钱的书，他们卖45块钱，你说他们几折进货才敢卖这么低？我这天津的朋友也太不了解行情了，就这么被出版社给坑了。想挣钱，大宅门都没有。后来我只好动用《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音乐天堂》的朋友，帮我邮购，好歹卖出去一些。指望这个天津的朋友，看来是没戏了。

（七）
其实最不靠谱的是签完合同之后，我必须找一个排版的地方，价钱又不能太贵，找来找去，我一同学推荐我一个地方，是两口子开的设计公司，因为朋友关系，他们说1500块钱就行。这个地方离我家特别远，快到北京工业大学了，我当时住在健翔桥，一个来回打车就是70块钱，一个星期去四次，就是三百多块钱，就这样我断断续续跑了有三个月。每次去，都要呆到半夜人家要睡觉了我才离开。

其实本来不该我跑来跑去的，但是排版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那两个排版的小姑娘不知道该把图片放在哪里，七百多张图片，排起来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天天盯在那里才行。可我盯在那里也不行，因为每一步都要我来指示，这样效率太低。我跟其中一个小姑娘说：“你干脆教我怎么排版吧，我学会了自己排。”没一会儿工夫，基本的操作我就会了，就这样，我开始一页一页排。排版真他妈不是好玩的事情，这么大的文件，动作一下都要等半天。

这里说个小插曲，有一天我看博客上有个人的留言的邮箱名字特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的邮箱，便贸然把她加到SMN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不是我那个朋友，而是当初在那里排版的两个小姑娘当中的一个。

三个月后，我终于把它排完了。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会发现这本书内页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因为是我干的，我哪会设计啊，能排下来就不错了。就在我准备把书稿取走的时候，每次我打电话给公司的老板张杭，他都想办法找个借口不让我去。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他嫌我给的钱少么？我都加了1000块钱了，不应该啊。后来，他告诉我，来取书稿吧。

当他见到我，笑嘻嘻地对我说：“前段时间CIH病毒发作，所有电脑里的数据都毁了。”我一听，脑袋嗡一下。他接着说，“因为你的文件很大，一直放在一个外接硬盘里，所以幸免于难。”我的妈呀，我心脏病差点发作。这要是给毁了，我跳楼的心都有。张杭说：“当时我的汗都下来了，别的书稿很少，没了可以重来，你的量大，有个好歹我都对不起你。”

（八）
我把排好的书稿复制到一个硬盘里，然后装进包里，离开这家小设计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没有公交车了，我沿着东南三环往回走，我不想打车，我想一个人慢慢走一会儿。回想起过去的几年，为了这本书，我几乎没有做过一个像样的工作，就是怕耽误书稿整理的进程，有几次，为了校对，我不得不辞职。现在，这件事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了，想着想着，眼泪稀里哗啦地往外流，我他妈为了什么啊？前后花了将近7年的时间，就为了这本破书。我就是靠着本书挣回三十万、四十万，也无法弥补那七年的时光。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反正哭得两腿已经发虚了。

那天晚上，有明亮的月光，照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无比轻松，我终于可以跟一个阶段告别了。当我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司机看着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刚才哭了？”我说：“是。”他说：“别想不开，失恋了？”我摇摇头，没说什么。没有人能体会我那个时刻的心情，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出版社在后期校对书稿的时候，很快就校对完了。我当时因为刚刚上班，也没时间校对，实际上我是看到书稿已经恶心了，等到最后了，我发现好象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文字，只挑出来几百个错？后来编辑告诉我，他们找了三个下岗工人干了一遍专业校对干的事情，要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呢，下岗工人都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在我勒令下，他们找了一个所谓给中国大百科全书校对的专家草草看了一遍书稿，就算糊弄过去了。

几个月后，书出版了，当我在通州的仓库里看到成品的时候，我用手惦着厚厚的两本书，心里却一点感觉没有，我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恨这本书。

我只保留了一套《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在我保留的那套书的扉页上，我只写了三个字：辛苦了。

这本书我没挣到什么钱，一起干的人也没挣到钱。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只要是书商找我出书，我一概拒绝。

（九）
2003年，作家出版社给我出版了一本《不是我点的火》，后来责任编辑说，那本《欧美流行音乐指南》也想出版，能不能拿过来。我比较为难，因为我那个朋友在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谈的时候签了10年的合同。只有提前解约，才能换出版社。我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当初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相关人员都走了，而财务那边拿出的证据是，我那个天津的朋友至今还欠一千本书的书款。解约，门都没有。这件事让我折腾了快两年的时间，我从合同当中找到了一个漏洞，合同规定，这本书销量超过1万套，要向我们支付版税，但我们一分钱都没拿到，我拿这个做要挟，然后托了朋友，终于解约了。

然后我又开始漫长的修订工作，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增补了七十多万字，编写队伍从一开始到最后用了七拨人。当我再次重新校对这个书稿的时候，我估计发现了有两千多处错误，我都不知道当初它是怎么出版的。

当我兴冲冲地把书稿交给作家出版社之后，这个出版社人员开始变动，换了好几个领导，磨蹭了快一年，最后编辑非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由于领导对这样的选题没兴趣，所以不准备出版。”对类似这样被忽悠，我早就习以为常了，这算什么啊，雪山草地我都走过来了。

因为还有一家出版社一直对这本书有兴趣，我就转交给了他们，这本多灾多难的书啊，可他妈的再别出什么岔子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新版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应该在6月份面世。对最后一批参与编写工作的人来说也算有个交代了。

Source: 不许联想 » Blog Archive » 一本书的多灾多难史

以电子版形式的发行的叙事性文体特别是小说,

不应该仅仅是纸张文本的ascii转抄.

利用web 2.0, 大量的raw data可以转变成交叉引用的metadata, 且最好由创作或发行方的语言分析机器程序自动完成.

从而实现更加封闭流畅的世界观系统和叙事感.

举例来说就是一些早期(包括当前)网络小说对文化符号的引用比如影视文艺作品总是不敢不加上注释数据, 这些数据实际上是metadata(我就偏不说元数据括号metadata反括号), 其与裸数据的耦合会中断审美流程, 即便只是一个脚标. 当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熟悉该metadata的时候, 这种由信息冗余造成的中断感就会凸现出来. 当然, 这也意味着电子发行中交叉引用文本的视觉外观不应该包含任何引起视觉中断的因素例如传统超链的下划线和色彩高亮, 只应在用户决定调查metadata细节的瞬间突出这些特性.

日系ACG的倔强之处就是无声无息地设定封闭完整的世界观系统, 且常常没有任何注释, 想搞清楚? 对不起, 请访问官网或者游戏说明书. 这是高阶做法, 严格分离data与metadata. web2.0时代的所有小说写作都可以大量卸载类似metadata以平滑叙事, 除非这些注释性内容被充分调制成具有raw data属性混有重要概念数据的呈现, 或是某种已知数据的不同视角.

以上是看到女博士小说中下面一段有感, 不见得最具代表性.

"无论要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复习得如何，如果有条件的话，最晚到秋天也该到这个学校看看了。某个遥远的时候，有一部名叫《恐龙特急克塞号》的日本伪科学科幻片曾经风靡一时，那段时间满街都是孩子们“克塞，前来拜访！”的喊声。如果把秋天里的研究生宿舍区各处都装上扩音器，似乎也会回荡着“考研族，前来拜访！”的声响吧。"

Source: 城里城外(1)_读书频道_新浪网

说理文体这方面的限制倒不应太多, 正是因为文体僵化/系统化使得很多理工科文章写成没人性的机器语言.不过话说回来,  界定data与metadata现在还多半是主观的艺术行为, 到达某个抽象层次之后选择某种信息是否假定为常识本身就是一种文风. 令其形式化依然似乎作者的设计, 机器只应该全权负责实现部分, 除非机器模型已经被作者依己充分训练.

荐篇小说, 讲女博士的. 实际上是讲整个博士民族的.

http://book.sina.com.cn/nzt/lit/nvbojiashei/index.shtml

看线索似乎是武汉的背景, 还很可能是武大中文系某人写的, 呵呵~

祖父是言行谨慎之人, 也许因为是满盅之酒, 公开场合很少表达个人观点常常只念诗, 和孙辈一起也常只是含笑相望. 很希望能如他一样, 停写blog, 只作信息摘抄/便签.  不过blog也是说人话的机会, 特别是对我这种本性就不太喜欢人话的. 特别是此地放心与之母语人话的也不多. 就更避不过上来说话的念头.

有朋友说blog是巧妙袒露部分私生活的手段,

在我, blog更像是不写收件人的信, 寄给心灵.

惊闻友达rulala近况,

保佑他和家人度过难关,

否极泰来!

连看两部mike judge的<office space> (1999), <idiocracy> (2006)

可能是gibbs phenomenon, 近年每次破例看电影都有大反应.

不但智能, mike judge直截了当的恶搞真是粉青春的,

笑过而有组织再生之感, 久违的生理反应.

有几个本科生做家庭作业采过他的东西.

喜欢office space里面"rage against the printer"那段, 太tm酷了~

哪天也想招待招待实验室不争气的两只.

david herman两部都有出演, 喜欢.

Ron Livingston比在SATC里那个做爱时安静得能听到街对面上下公车/睡觉要听青蛙叫的geek更口爱了.

SATC男道具里最欣赏的一只.

* * *

近期休息期间看了school rumble, 灼眼夏娜, night head genesis,

school rumble十分弱智(出人意料不等于直接否定常识, 而需要神不知鬼不觉调入新概念), 10话后弃.但小清水亚美表现不错, 以舞乙中冷峻表现能转到如此娇态, 难怪能直下堀江,能登两城拿到主役.

Shana还是日系ACG的自上而下封闭世界观产品 (日系学术界也总喜欢把通用概念改名换姓用些大可不必的古怪acronym, 且绝非国人的诡计而是玩真的, 有人说日本的学习无虚心有野心也不无道理), 因为有钉宫理惠主打而格外精彩, 非常高兴钉宫能用本门loli声革命性地玩出人气人物, 能登也在讨好市场所迫的独门疗伤系气声之间加入了个人野心, 邪恶动人. 钉宫/折笠/川澄勤奋多思, 算我现在最喜欢的三位中生代女声优了. 担忧新生代的偶像运作, 每天十几篇吃喝玩乐的灌水blog外加傻笑半个钟头的广播节目能成材么, 虽然酱紫她们才能不用天天泡面偶尔去下涉谷. 不过像落合祐里香酱紫坚持1000冈放血会费仅仅享受欢聚一堂与众乐的新生代声优已经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偶像暴发户, 更像是过着透明生活的普通上班族, 这样的个性和运作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无疑是童话. 此外负责过逮捕令系列的大谷幸在此作中也值得注意地用了些很漂亮的和声语言.

暗夜第六感, 巨水的商业深夜档, 精神/物质/no-useless-power的概念不错, 只是感觉投资经营不当(大牌声优过多?).... 纯属慕渡边明乃之名, 虽只是若干台词的龙套女主角, 渡边依然是一派歌特女神, 声门虚掩下假名一个个裹着辉光杀入耳道 (严重呼吁更多dark anime, 更多渡边系的女声!); 正太表现也十分说服. 最大的惊喜应该是石田彰, 柔弱受声和角色吻合, 的确是实力中人; 森川智之也不愧是攻声中霸气前列. 男偶像声优可能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词, 男性声优要想杀出血路比女性血腥十倍. 该烂片似乎只有石田/森川二人压阵. 諏訪部順一在上面两部中的阴森男声也是相当抢耳.

日系商业动漫可以一目十行了, 只对创作端运作感兴趣了.

绝地反击过关, 对oral表现很满意.

承蒙小楼鬼使代笔, 原来想发的怒火也可雪藏了.

太多诱惑, 不予理睬.

很欣慰,

认清不怀好意的assholes,

亲近德高之人.

香港高官不懂「漫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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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8 09:20 [報告與訪問]

我也想找到「香港原哲夫」合作寫歷史漫畫
屋主前言：早前蘋果副刊「文化動物園」記者何兆彬（他也是部屋常客）來做了一個專訪，今天在《蘋果日報》出來了。我們的交談十分輕鬆愉快，何似乎也愛動漫，我講什麼他馬上明白，而且懂得引導討論。我十分滿意這個訪問記錄。據我所知，《蘋果日報》可能是全港唯一表明容許轉載及公平使用的報章，跟大部分只懂講版權法，斤斤計較利潤，阻礙訊息自由流通的傳媒走先一大步，值得一讚。

香港高官不懂「漫畫外交」 撰文：何兆彬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鍾意睇鍾意講動漫畫，我知道一定有人對我有意見。」 「因為香港傳統上睇唔起漫畫，認為只有讀唔成書的人先去畫漫畫。這是尊嚴同水準的問題。在日本，手塚治虫是個醫學博士， 社會上的管理層都是看漫畫大的。外相麻生太郎更是一個瘋狂漫畫迷，打算發動『動漫外交』，派「漫畫大使」到各國宣傳。香港政府裏，只有一個劉細良是懂得看漫畫的，其餘高官，成長都是看Broadway、意大利歌劇大的，他們聽貝多芬都會嫌俗！」 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吳偉明教授說。
你沒有看錯，他是用 「懂不懂」看漫畫來分辨高官水準的。因為懂不懂辦文化產業，就從了解流行文化開始。「韓國政府就是從90年代開始，積極協助民間，由低息貸款、資金籌集，到拍攝爆炸場面都作出協助。曾經訪問過一個日本導演，他向我訴苦：因為政府管制太嚴，因此電影裏的爆炸都是CG做的，效果好假！」日本電影業不景氣是有因的，吳說政府已從善如流，改變政策。
「從前日本政府已免費輸出過《阿信的故事》給多個國家，宣揚日本人奮鬥精神；前陣子外務省更免費提供《足球小將》給伊拉克播放。」 他說成效很顯著。其實環顧身邊看日本漫畫長大的我們，再看看連中國女首富張茵都說「喜歡俾人叫做中國阿信」，也深知這是事實。「香港的文化產業弄得一團糟，但其實此地好多人才。你看看許成毅，在香港畫畫《成語動畫廊》，去了美國是畫《史力加》！又例如陳某在香港只是畫畫廣告storyboard，要參賽到台灣被東立發掘才大放光芒。」他認為香港的問題是沒有資金，「政府只需要貸款，然後放手讓他們做就可以了。在香港看到有吸煙鏡頭大家都有意見，怎可能有創作空間。日本成功在以創意去衡量創作，而香港就習慣以道德教育來量度。」事實上他的確open，就是面對大家嗤之以鼻的Lolita也抱正面評價，「如果你仔女愛上Lolita，我會告訴你，她去改造一件衫都是一種創作。」
吳偉明年半前為減壓開始寫blog《知日部屋》，讀者日多，至今每日點擊率達8,000-10,000次，總閱覽人數超過200萬次，是全港最受歡迎的日本（流行）文化blog。寫的包括中日關係、日本政治，但寫得較多的是日本動漫消 /評論。 「全香港只有我一個大學教授在寫 … … 也許應該說，以真名寫的只我有一個。」吳偉明說：「可能大家覺得當教授工作已經很忙。但寫了年半，其實得着很多，平日教書只是我在教，寫blog有時是拋磚引玉，網上很多臥虎藏龍，結果學習的比付出的多。最rewarding的是透過網絡認識他們。」認識的臥虎包括《麥兜》電影導演袁建滔，兩人透過網絡相識。《部屋》瀏覽量太大，剛成立了編輯部，袁是自動請纓的審稿員。與如此愉快事相比，網絡上的暴民都只是芝麻綠豆，他苦笑說：「每次寫完中日關係都被駭客攻擊，down過server。攻擊的主要有兩種人：一是日本右翼分子，認為我被中共洗腦了，有台灣綠營分子也抱類似立場；而大陸「憤青」看了卻認為我是漢奸。」
談到動漫，吳教授顯得七情上面。假若訪談的地點是旺角茶餐廳，伙記大概會以為這兩個大男人是超齡電車男。之所以走上日本路，吳偉明不諱言是因為自小為日本流行文化着迷。「愛看《叮噹》漫畫、愛打機。」小時候也愛讀歷史，發展下去是愛讀日本歷史，然後唸書時自然地研究起日本來，「這一科（日本研究）廿多年來都是熱門學科，我60 年代出世，年輕時日本經濟好，大家強調其實用性，念完從商的比較多，今天日本經濟走下坡，同學都表示因為熱愛日本流行文化。但研究文化，其實對他們日後發展、找工作一樣有幫助。」

講到香港的人才，吳教授推介《 i-City 》。「是一班有才華年輕人獨立製作的 DVD。
袁建滔當年都係獨 立製作，有資金，難保當中沒有第二個袁建滔。」
強調又再強調流行文化的重要性，但其實這不是吳偉明的「本業」。「如果日後我要在學術界留名，那一定是在日本思想研究上，那是我屠龍之技。我是因為只做學術研究太dry，結果才寫起 blog來。」他撰寫的英文專著《易經與日本德 川思想文化》，2000 年獲多個學術獎項。談到「本業」，他顯得更是自信，但表明學術著作深奧難懂，即使此巨著即將推出中文版，但主動談得的也不多。「那是艱辛嚴謹的工作，需要看很多古籍，而日本古籍多以漢文撰寫，研究起來我絕不會輸給日本同行。但即使獲了獎，也沒有甚麼人注意。推出中文版相信亦一樣。」

如何倚天屠龍都好，人還是喜歡得到共鳴 、掌聲。 吳偉明有個心願，就是能寫漫畫劇本。「影響我最深的日本文化是『職人文化』，他們敬業樂業，認真專業的做好一件事。然後把所學的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可以傳承幾十代的。做漫畫的也同樣認真，例如《影武者德川家康》，他們邀請了大學教授隆慶一郎編劇，然後交由『腳本』修改（會川昇），最後交由原哲夫繪畫。」資料搜集的認真，媲美荷李電影。「以我對歷史及漫畫的認識，日本人做得到的，我們沒理由做不到 。」說這句話時，吳眼中放出光彩，這一刻，這個日本研究系教授，令我想起在電影裏教訓日本人的李小龍。

Source: 香港高官不懂「漫畫外交」 - 知日部屋 - 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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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支体力用的, 日本美少女/H-ACG音乐领军组织I've的一线创作歌手kotoko, 这类ACG怎么听都像80's情怀, 贯彻20多年还顺带影响了台湾琼瑶类主题曲: "lythrum"这首就很明显, 从旋律到唱腔. 80的直接蔓延于洁净的数字音场, 感觉I've还是比主流jpop里滨崎步之类要聪明些, 不时能听到一些小调制 (后来才知道滨崎步有耳疾, 难怪旋律很多"照顾"的意味).
4.  
5. 再发, 菅野和坂本的暗夜人偶
6.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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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t metheny的越界合作, 两位御姐joni mitchell的现场<影光>, abbey lincoln的<乌龟梦>整张都值得推荐. lincoln结束了和max roach的婚姻后竟于60高龄迎来创作高峰, 了不起.
12.  
13.  
14.  
15.  
16. 最近喜欢的萌系indie二人组, 聪明可爱!

人生最后一次考试?

算结束了吧.

这两礼拜史上最疯狂.

1) 时间扭曲

疯狂学习了两个礼拜...

周二如火如茶跑到学校meeting,

老板不在, 蹊跷.

打电话+email,

半小时, 老板来了,

"what were u thinking?

today is WEDNESDAY!!!"

老板很高兴, "good sign!!"

疯了.

2) 时间继续扭曲

接着疯狂学习,

周日学到下午5点

感觉击穿了,

心想还有晚上三小时了,

出去走一圈,

发现门口居然没有每周flyer.

赶紧回房间看windows日历,

md, 本日不是周日居然是周6!!

一周内两次time warping....

还是反向的.

3) micro-sleep

前面两周, 每天睡3-4小时 (5am - 8/9am).

最后三天, 没有睡觉, 只有micro-sleep, 方法:

坐在椅子上, 头戴耳机, 放kotoko, 音量60%,

觉得不行了就闭目, 立马失去知觉,

但因kotoko是trance为主, 大约10分钟自动醒,

每日3次.

顺便也爱上kotoko了.

好了, 结束了, 今天好好睡一觉.

假若明天来临.

一首歌唱着唱着就听了,一群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这就是人生呀~!

Source: 百度_混沌武士吧_好悲哀的结局...他门的这个旅行是为了什么...

god bless isoHunt please!

Source: Temporarily down (isohunt.com, torrentbox.com, podtropolis.com)

常说trio的魅力在于可以彰显三个位置(percussion, bass, melody)乐手的真正实力.

其基础实际上是输出乐器音频混合信号的模型设计,

谐/周期信号 (乐音模型)

• 旋律乐器(piano, guitar, etc.): 频谱高端
• bass: 频谱低端

非谐/非周期信号 (噪音模型)

• drum & percussion

对听者而言, 酱紫充分分离了信号源, 避免了频谱内容耦合造成的听觉掩蔽, 因而剥夺了三个位置上滥竽充数的政治权利.

印象深刻的还有paul motian的一个trio (<sound of love> 1998, winter&winter), 其设计中甚至砍掉了bass, 低频漏出一个大洞之后, 放进些新鲜空气, bill frisell的吉他, joe lovano的sax加之motian的鼓, 配合较大的room reverb, 十分缥缈. 注意因为bill frisell的吉他风格是零星氛围式的, 所以在时间轴上和sax的干涉不那么强烈.

同理, 只要能充分分割源以根除听觉掩蔽, trio的设计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将乐器的疆域拓展到非常规乐器上.

Link to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咖啡日语学习资料

更好的一篇, 闻道死系的. 容后全部转贴.

因为近代汉语, 中国和西方之间也许永远隔着一个日本.

也因古今纠结的meme纽带, 两邦只有和则俱荣.

汉语“新词”漫议

新华网 （ 2006-05-11 14:48:57 ）
来源： 资料卡片2006年第5期

汉语“新词”漫议

    在中国近代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日本对“西学”的译介远胜中国、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中日“同文”等诸多原因，使译自日文的书籍在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原来的中译西文书籍。从公元1900年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广为发行，影响不小。“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2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这种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引进，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当我们顺口说出“为人民服务”、“加强组织纪律性”、“讲政治”、“永远革命”、“申请入党”、“解决问题”、“学习理论”、“学好哲学”、“坚持原则”……时，这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全都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语言从来就处在变动不居之中，随着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极易成为“普通话”，自因其为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则因其为商埠首开之地，总是风气先得，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像煞介事”、“阴阳怪气”……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自打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嘻！”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何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呢？
    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对此，彼岸则有不愿统一的人认为这会增强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认同而“后果堪忧”。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民族统一的幸事。
    而大量“外来语”在近代随西学东渐，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为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新词的引进当然不能离开翻译，音译意译，本无定论。但每见一些音义兼容的漂亮译法，总使人击节不已。如果将“Coca-cola”意译为“古柯叶饮料”或“碳酸类饮料”，它在中国一定不会有今日“可口可乐”的骄人业绩。“Pepsi-cola”如果译为“皮斯克勒”或“屁事可乐”之类，“百事可乐”在中国也不会如此畅销。“Benz”是驰名世界的德国名车，以前曾译作“苯茨”，有音无义，如同化工产品，“感情零度”。现在改译为“奔驰”，音义俱有，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
    有的翻译还使原有的词汇“增义”，如船停为“泊”，但香港用“泊”来翻译英文“Parking Lot”(停车场),停车位也译为“泊位”，现在此译也传入大陆，使汉语的“泊”不专指船停，同时也可指车停。以“泊”字译英文停车“Parking”，音义皆备，且有独特生动之感，不知是哪位高明妙手偶得。
    现在都知道“席梦思”指弹簧床，为一外来语。但在外语词典中，却查不到这一“外来语”。原来，“席梦思”本是美国专门生产钢、铜弹簧床及床上用品的“Simmons”公司的译名。该公司初译为“雪门斯公司”，译名平平，大约在1930年代，该公司改译为“席梦思公司”。生意兴隆再加译名漂亮，“席梦思”遂成中文弹簧床的代称。
    新词的使用，自然而然，非人力能强迫。如祖国大陆将“Taxi”译为“出租汽车”，香港早就根据粤语将其译作“的士”，将“take a taxi”顺势译为“打的”。从1980年代起，“打的”在大陆口语中亦极流行。不过当时报上曾多次有文章劝人不要说“打的”，要说“乘出租车”。并说香港是殖民地（当时还未回归），“打的”是殖民地语言，而我们若用“打的”一词是等而下之的被“殖民地”“殖民”，所以是“自我次殖民地”化。陈义不可谓不高，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现在，出门即要“打的”者仍不在少数。
    译名种种，不拘一格，译界高明可各显身手，任社会生活自然选汰。但笔者以为科技译名却应当遵从有关部门的规定，否则将引起严重混乱。如我国有关部门规定将英文“Laser”一词译为“激光”，而港台多将其译为“镭射”。但现在内地的许多报纸广告或歌厅招牌上的“激光音响”、“激光唱片”都让位于“镭射音响”、“镭射唱片”。更有甚者，则干脆来个兼容并包，赫赫然写上“激光镭射”或“镭射激光”，令人啼笑皆非。
    总之，语言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难以人力阻止。“普通话”之所以“普通”，就在于它能广纳“方言”，博采“外语”。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先于日本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因此“西学东渐”也先于日本，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恰恰是通过中国了解西方、“西学”，将中文“西学”书籍大量译成日文出版。这期间的许多“日本新词”却是来自汉语，如铁路、铁道、新闻、国会、权利、主权、公法、选举、化学、植物学、细胞……不一而足。但当近代日本全面超过近代中国后，日语新词便开始大量、迅速流入中国。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从“新词”的“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是“西学”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比中国小得多。这种“师生易位”的历史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无裨于事反而更加被动，“弘扬民族文化”云云则更无从谈起；相反，只有开放的文化才能赢得主动，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弘扬。

（欣华摘自2006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雷颐文）

Source: :: 汉语“新词”漫议 ::

oops, Adobe finally released the Acrobat SDK.

Link to Adobe - Acrobat Developer Center

东京indie二人组Mondialito,

完全法/英语创作, 真真真太萌了~~尖叫ing

大众听外语歌曲/音频资料常常只需

1. 语言距离感: "不懂, 但发音很好听"
2. 合理的韵律

只有少数人会全程注意语义信息.

此现象在声优控群体里更为突出, 可以在完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进行声学层面的审美, 沉醉于声优的音色和顿挫, 从视觉主导的动漫到长篇累牍的广播. 有实验乐手用自创自然语言演唱也是例证.

尽管最高段的歌曲写作还是文字和音律的交媾, 但觉得歌曲创作, 尤其是外语创作, 与其在语法表达层面献丑 (不排除有高段作者, 只对大部分外语写手而言, 外语创作实际上是伪外语创作), 不如一伪到底,把vocal彻底改造为无自然语义的声学乐器, 以韵律出发进行音节层面的随机组合, 最好是machine learning. 比如bossanova之类拉丁系风格可以从拉丁语系音节库中学习, chamber pop风的自动从法语和欧陆音节库中学习. 这类歌曲完全可以满足其他语系听众的基本需求. 作为衍生应用, 也可以迅速实现自动伪外语翻唱, 器乐改声乐.

这点就好像是CG音乐视觉化在音频创作层的一个初级对偶 (没人关心漂亮图案后面的数学公式), 快餐文化的背景下, 人们需要的只是多维信号流来填补感官时空, 在外语音乐中歌词可以仅仅是乐音符号流之外的另外一维信号, 两者只要关于韵律相依赖即可.

中高频一定要抬上去, 那些气声萌系女主音, 空心木吉他, glitch...的魅力, 如果不抬中高端完全没有意义.

我用winamp听这些的时候会开DSP插件enhancer.

最近大量看论文, 长了时有瞌睡,

以前是开背景音乐或者背景视频之类提神, 但单位时间太长, 不好控制甚至适得其反. 后来下了一些日本声优系统音, 每个文件大约都是<1秒到4秒长的小短语, 写了个小python脚本停在内存里不定时随机播放一下, 非常有效. 今天是折笠富美子清脆的"頑張て"救了我好几次~

另外也有开着Break Reminder设定每隔20分钟提醒休息5秒的micropause, 屏幕自动黑掉, 这时不得不扭头望远5秒休息眼睛....